當面衝擊--年輕藝術家以藝術回應經費刪減威脅

By Agnes Chen (2010/08/08)

荷蘭畫家梵谷在世時只賣出過一幅畫，沒沒無名地死於異鄉。今日荷蘭的藝術家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讓荷蘭成為享譽國際的青年藝術家天堂，尤其是年輕藝術家津貼(startstipendium)更幫助了無數藝術家踏出成功的第一步。但在今年大選右翼政黨執政的趨勢逐漸明顯，文化藝術基金成為政府節省財政支出首要的刪減對象，讓藝術界人心惶惶。「廢除藝術家津貼，品質就會低落！」一位藝術家如此斷言。

正在這風雨飄搖的危機時刻，荷兰视觉艺术、设计和建筑基金会(BKVB Fonds), 在烏特勒支中央博物館(Utrecht Centraal Museum)舉辦的年輕藝術家津貼成果展Recht voor zijn Raap(當面衝擊)，驚人的創意與超年齡的藝術視野，就像打在政客臉上的一記耳光，證明津貼的確幫助藝術家們激發出超凡的藝術能量。策展人Marja Bosma表示：「最令人驚喜的是這些作品如此地多元，這些藝術家都非常年輕，作品卻非常地成熟。如果不是藝術家津貼，畢業後他們光是為了謀生就已經焦頭爛額，根本就不可能有錢、有時間創作這些作品！」

藝術天才需要環境扶持 

目前在國際上闖出名號的荷蘭藝術家，多半曾是年輕藝術家津貼的受益者。「當面衝擊」展覽從2006-2008年間接受津貼補助的350位藝術家中，選出31位作品最有衝擊性的藝術家作品，旨在呈現藝術如何挑戰我們的思維方式、提供反思的空間。如街頭塗鴉藝術家Sjocosjon在展場大廳牆上，以烏特勒支市的摩洛哥摩托車騎手為主題，直搗文化認同與藝術自由問題，譏諷現代商業社會透過廣告宣傳的造神活動。他表示藝術家津貼對他幫助良多：「我剛畢業時，為了餬口必須不停做各種商業性的計畫，腦中有很多想法，卻沒有金錢和時間去實現，直到申請到津貼才能夠鬆口氣。」

獲得荷蘭設計師大獎(Dutch Design Award 2009)的服裝設計師Iris van Herpen作品以前衛風格與精密手工聞名，遊走在藝術與時尚之間。芳齡不過25的她，野心與視野卻極為遠大，以一己之力投身3D立體列印技術 (3D printing，或tapid prototyping快速成型技術)在時尚設計上的應用。一年16000歐元的津貼雖然不足以支付她從事這個昂貴計畫的所有費用，至少讓她得到實踐的機會，她說：「如果沒有這個津貼，我想我不會有今天的成就，我做的選擇、走的方向都會有所不同。」

飄搖的藝術家天堂 

荷蘭目前除了各級政府與半官方基金會提供的獎助金、獎勵國際交流的藝術家駐點計畫、提供給外國藝術家特殊簽證與津貼，還有專為藝術家設計的社會福利系統，這套發起於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上世紀七０年代達到高點的文化藝術系統，在近年來開始承受經濟學家與政治人物的批評。許多人認為太多的津貼與獎助會使藝術家「懶惰」、只製作曲高和寡的藝術品，認為該放任市場機制決定，淘汰「注定成功無望的藝術家」。

參展者之一的瑞典籍紀錄片導演Jennifer Pettersson表示荷蘭的藝術獎助系統是她選擇在荷蘭居留和工作的最主要理由，雖然年輕藝術家津貼對她的事業發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卻質疑荷蘭「大舉發放」的獎助系統可能會讓許多平庸藝術家從事無謂的掙扎，不如將資源集中在少數真正優秀的藝術家身上。

提供機會與創作自由 

看在在藝術圈裡打滾20多年的專業策展人Marja Bosma的眼中，這些批評誇大了藝術家接受政府補助的幅度，她也反對減少受獎人數同時提高獎助金額的作法：「我覺得荷蘭藝術界最大的問題在於供給過剩，每年藝術學院的畢業生實在太多了，從人數上來看，其中成功申請到補助的人還不到10%。審核的標準已經夠高了，如果再加以限制，藝術發展的多元性和豐富性就會受到影響。」

Iris van Herpen則對津貼的真正作用下了一個結論：「獎助金的金額雖不多，但也本該如此。如果某些人想得到許多錢，他們應該自己去搞商業計畫來賺這些錢。就是因為錢不多，才會迫使你去思考怎樣運用它最恰當。重點正在於給越多越好的優秀年輕藝術家一個實現理想的機會。廢除獎助金系統，就會損害藝術家創作的自由！」

里特維德經典建築走進iPhone手機

紅藍椅、柏林椅、施洛德住宅，荷蘭近代最著名的建築師與設計師里特維德的作品享譽全球，甚至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人類文化遺產。但自詡為「勞工階級英雄」的里特維德最愛的其實是建造給中低收入民眾的大規模公共住宅。遍及荷蘭各地的這類建築看似難以尋覓，但有了結合衛星導航系統的iPhone程式，才驚覺原來里特維德就在我們身邊！

by Agnes Chen (2010/07/19) 
紅藍椅、柏林椅、施洛德住宅，荷蘭近代最著名的建築師與設計師里特維德的作品享譽全球，甚至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人類文化遺產。但自詡為「勞工階級英雄」的里特維德最愛的其實是建造給中低收入民眾的大規模公共住宅。遍及荷蘭各地的這類建築看似難以尋覓，但有了結合衛星導航系統的iPhone程式，才驚覺原來里特維德就在我們身邊！ 

荷蘭現代建築享譽全球，知名建築師如庫哈斯（Rem Koolhaas）的作品更是遍及世界各角落，北京中央電視台大膽創新的造型不僅成為新地標，也顯示出荷蘭建築師過人的前瞻視野。然而他的成功並非偶然，而是來自幾世代淵遠的創意養分。將近百年前，當強調復古的裝飾主義(Art deco)風格還鋪蓋著世界各大都會的主要景觀，荷蘭建築師里特維德(Gerrit Thomas Rietveld)已經開始思索未來。深信建築應該回應人類的基本需要、擔負起打破社會階級結構的重任，里特維德建造出強調功能性、造價相對低廉的現代主義建築，成為今日建築最根本的依據。

重新認識里特維德 

為了讓世人們認識里特維德在世界建築史中的地位，里特維德的故鄉、荷蘭烏特列支市從今年6月24日里特維德的生日開始，推出一整年的「里特維德年」(Rietveldjaar)活動。「更重要的是讓人們在生活中重新發現里特維德，」主辦單位烏特列支中央博物館（Centraal Museum Utrecht)新聞發言人Marije Douma說，「許多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建築風格，當時被認為是驚世駭俗之作。但現在你走過那些他蓋的大型公寓建築，你根本就想不到這些看似極為現代的建築物是在七、八十年前建造的。」 Marije Douma解釋，這也是為何為期一年的「里特維德年」(Rietveldjaar)，會以一系列強調里特維德現代建築的活動為起點。

首先推出的「里特維德建築」iPhone程式結合Google地圖的衛星導航功能(Rietveled Architecture, http://www.rietveldjaar.nl/)，會自動搜尋離使用者所在地點最近的里特維德建築物，從被列為人類文化遺產的施洛德住宅(Rietveld Schröder House)，到外觀與剛蓋好的公寓大樓別無二致的Erasmuslaan公寓與Toermalijnlaan公寓，近百個鄰近烏特列支市的地點民眾都可以按圖索驥、前往一覽究竟。許多里特維德建築的住戶也會在特定的日期，對參觀者開啟大門，分享居住在建築大師作品中的感受。

走在時代前端的建築理想家

生於1888年的里特維德出身工匠，懷抱著理想未來人人平等的憧憬，他鄙棄傳統中產階級精雕細琢工藝的美學，矢志創造出中性、現代化、造價相對低廉的傢俱與建築物。他在荷蘭風格派運動(De Stijl)中找到靈感與知音，他的傢俱作品如紅藍椅與柏林椅、甚至建築物如施洛德住宅，被譽為是風格派大師蒙德里安作品的立體化呈現。 在所有的里特維德建築物中，施洛德住宅無疑最具體呈現了他的建築與設計理念。

建於1929年的施洛德住宅，簡單的幾何造型與紅藍黃原色外漆，仍讓人眼睛一亮。這棟為楚絲‧施洛德太太及其三名子女量身打造的房子，最特別的是二樓起居空間，結合了餐廳、起居室、三間臥室、書房等區域，卻不以固定的牆壁切割空間，而是以活動的隔板做任何臨時性的區隔。為了極致化狹小空間的功能性，每一吋空間都得到充分的利用，隱藏儲物空間的巧思連八十年後的家居業者都無從望其項背。

世界文化遺產 

自1986年楚絲‧施洛德將其捐給烏特列支市後，施洛德住宅即成為中央博物館的一部份，開放給一般民眾參觀。館員Edgar Riessen表示，每年至少有120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里特維德迷來此朝聖，其中不乏建築或設計從業人士，「參觀者通常說他們深受啟發、不虛此行！」他不無驕傲地說。導覽員Samatha Thole則指出，因為建築與內部陳設已有近百年歷史，必須小心維護，展示活動隔板與傢俱時，她都會戴上手套，民眾入場參觀時也被要求穿上鞋套以保護地板，但還是不時有人自己動手開櫃子、甚至弄壞了傢俱，她心疼地說：「要記得這可是世界文化遺產，裡頭的每一件器物都是價值連城的無價之寶呢！」 

烏特列支中央博物館的新聞發言人Marije Douma表示，與里特維德陷入情網廝守到生命終點的楚絲‧施洛德也把里特維德一些手稿、文件、生活用品捐給了博物館，豐富了原本就以世界上最大型的里特維德收藏聞名的中央博物館館藏；這些難得一見的里特維德私人物件，將與他的傢俱作品於十月起在中央博物館展出。

台湾建筑师改造荷兰红灯区

By Agnes Chen (2010/06/16)

  “市政府的想法是先把这些橱窗清空，再来考虑要做些什么，问题是与地主的搬迁协商可能会花费五到十年的时间，更别提钜额的收购经费。之后的发展改建到底可不可以回本、要花多久的时间才可以回收利润，很难有个确切的答案。＂台湾建筑师郑采和如是说。

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的红灯区举世闻名，每年吸引大量旅客前来参观。但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却对红灯区的国际＂声名＂感到相当头痛，从2007年推动＂联合项目1012计划＂，花费数千万欧元从红灯区地产大亨手中买下大批女郎橱窗，期望藉此打破当地色情业与犯罪集团纠结的网络，改变当地的文化与产业结构。

在台湾建筑师、设计师郑采和的眼中，这种策略可能会导致长期无果的协商周旋，花费过高更让市政府难以回本。她建议用复合性空间利用的方式，隔离开红灯区建筑上层及底层的空间，＂如此底层的橱窗可以保留继续运行，上层空间可以打通规划为文化类中小型企业的办公空间，结合餐厅、迪斯可的公共空间规划。两边的客流可以被完全隔绝开来，互不影响，但在特别设计的地方又可以互相观望，形成特殊的空间效果，＂郑采和说。

灵感来源：亚洲复合性大楼 

年不过三十的年轻建筑师郑采和，在荷兰鹿特丹市的贝尔格学院（Berlage Institue）完成建筑学业后先在数间大型建筑师事务所工作，随后于一年前创立个人建筑工作室：Boundary Unlimited。除了协助荷兰知名的Droog设计公司亚洲生产线的研究接洽工作，郑采和也努力推动亚洲中小生产业者与西欧设计公司的合作关系。一年前她的工作室接受荷兰国家建筑奖金(Nederlands Archfonds)的研究委任计划，探究红灯区改造的另种可能性，在亚洲相当普遍的住商办综合大楼的概念，立即浮现在她脑中。 

郑采和强调：＂复合性空间使用可以保留红灯区原本的文化，又可有效运用原本废弃的空间，藉由引入新的客流、使用者，让当地文化更多元，提供24小时全天候的经济效应。＂

红灯区的实际运作方式 

在长期深入造访红灯区，与性工作业者、地主与分租经销机构详谈交流之后，郑采和发现许多当地政治人物对红灯区运作系统了解有限，因此低估了全面改造的困难性。 她指出许多人认为红灯区的性工作业者是受人蛇集团控制，但实际上这仅占少数，大部分的娼妓其实是自主的个人公司，通过分租机构向地主租橱窗工作，地主和娼妓之间没有直接的互动。每个橱窗分日夜两班，收费根据时段与地点介于100-150欧元不等。

为了极致化利益，地主通常在一栋房子内至少设置三个橱窗，以一个橱窗两个时段200欧元计算，一户地产每日至少有600欧元的收益。对一个平均手上有10栋房子的地主来说，一年从橱窗生意可以有高达200万欧元的营利，高额的获利，让地主不肯轻易出卖产权，市政府收购这些房产时通常得提出当地平均地价十倍以上的价格，全面收购至少得花上数千万欧元的经费。

困难 

郑采和表示目前市政府暂将收购的橱窗提供给艺术家、设计家充作工作室，引起许多媒体注意，但其实在金钱收益上困难重重，＂市政府如果想从已支出的上千万欧元收购经费内回本，就必须在短期的未来仰赖开发商引进高级住宅的投资，但在全面改造红灯区的开发概念下，只要一户经营橱窗的地主不肯撤走，极度考究环境品质的高级住宅的开发案就不可能进行，改造的困难度就会持续存在。＂

然而郑采和提出的方案虽然广受关切与瞩目，却有几个实践上的障碍，首先红灯区的房屋多半历史悠久，被市政府标为必须维护的古迹，因此想要打通楼层、大幅度改变建筑结构恐怕并不容易。再者，市政府内每个政党对改造红灯区的态度不同，如工党一般而言倾向全面改造，而民主66与绿色左翼联盟则主张保留红灯区，郑采和认为计画的实现必须仰赖大量跨党派和跨偏见的沟通，因此目前正准备向荷兰国家建筑奖金申请第二阶段的研究补助，以期能早日将亚洲复合空间使用的智慧带入红灯区改造计画中。

抗拒羞恥與遺忘—印尼慰安婦道出二戰往事

By Agnes Chen (2010/05/14)

「那真是太痛苦了，就好像天空裂開了、墜落到了地上那麼地痛苦，我的身體永遠也忘不了這種痛苦。」- Icih，《羞愧與無辜》(Schaamte en Onschuld)，Hilde Janssen

每年五月份是荷蘭慶祝二戰解放與追憶罹難軍民的時節，然而在花圈與老兵流淚懷舊的面容外，二戰慰安婦的故事卻逐漸遺忘在歷史的陳跡中。上世紀八０年代末期，韓國的慰安婦首先出面指控日軍在二戰時的暴行，國際輿論迫使日本成立亞洲婦女基金會，向慰安婦支付約五百萬日元的賠償金，卻加上「若接受賠償，則放棄控告日本政府的權利」的但書，因此在估計約二十萬人的慰安婦中，只有266人提出申請補償。 近年來雖然相關的直接證據逐漸浮出檯面，美國和荷蘭國會也在2007年提出正式的抗議，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婦正式致歉並給予金錢的賠償，但日本政府從未正式承認「慰安婦」的存在，並在2007年終結亞洲婦女基金會。

壓制與遺忘 

然而在所有的國家中，印尼慰安婦的處境似乎最維艱。在蘇拉托政府刻意的壓制下，絕大多數的慰安婦證詞從未被採集，日本政府雖然與印尼政府商談了一筆賠償基金，這筆錢卻從來沒有到達慰安婦的手中。長期在印尼擔任荷蘭媒體通訊員、從事記者工作的人類學研究者Hilde Jassen，憂心隨著慰安婦逐漸凋零逝去，這段歷史會永久地消逝，於是積極投入慰安婦的訪談與紀錄，深入印尼村落鄉野，採集了50位慰安婦的故事。

曾以《戰爭的痕跡》為題、拍攝二戰時被日軍強迫做苦役的勞工，荷蘭攝影師Jan Banning也隨後加入Hilde Jassen的行列，拍攝慰安婦的肖像。目前在烏干達拍攝新素材的Banning在接受電話專訪中說：「那些現在已高齡八十多歲的慰安婦們，在我們訪問她們的時候，多半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談起這段經驗。因為她們自己和所處的社會對此感到羞恥，一直把它當作秘密深藏起來！」

羞恥與痛楚

Hilde Janssen表示，在計畫初期原本他們也想接觸荷籍的慰安婦，卻沒有人願意接受採訪與拍攝，她說：「那種深刻的羞恥感是所有有類似遭遇的婦女共通的痛楚，即便是在開放的荷蘭，她們也不願讓別人知道她們的遭遇。」她回憶起與一位熱衷於協助慰安婦的印尼婦女活動人士之間的對話：「她告訴我她覺得這些女人至少要負百分之五十的罪責，因為她們’放棄抗拒、投降了’。」Janssen接著說：「就連跟她們站在同一陣線的人都有這種想法，就不難想像為何這’放棄’的罪惡感、羞恥感，會深深地糾纏著她們。」 然而身為慰安婦的痛苦也不僅僅是受虐的那幾年罷了，Janssen表示，許多的婦女因為身心嚴重受創，多半無法擁有幸福的婚姻或生育小孩。在極度仰賴子女安養老年的印尼，表示她們的晚景十分淒涼，絕大多數人生活非常艱難。Janssen說：「她們遭遇的痛苦，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她們的生命裡。然而慰安婦的的遭遇

並不只是歷史，現在在非洲、中南美洲、東南亞，軍隊時常使用強暴婦女當作羞辱對方的武器，慰安婦的故事讓我們認識到這種暴行的後果有多麼深遠，提醒我們必須採取行動對抗這種暴行！」

影像的控訴 

Banning 為受訪慰安婦拍攝的肖像，目前正在荷蘭鹿特丹市的Kunsthal美術館展出。以「捕捉她們受摧殘的生命中，仍保有尊嚴、價值的那一面」為概念，一張張巨大的肖像、一對對質問的眼睛，深深地震撼了參觀的民眾。相約來參觀這個展覽的Susan Lenzen 與Marielle Nijssen表示，除了為這些婦女感到同情、不忍外，慰安婦的「羞恥」讓她們深感震撼；聽到荷蘭慰安婦拒絕受訪，她們更是不敢相信這會發生在開放的荷蘭。

Marielle Nijssen 則表示她覺得荷蘭媒體對衝突地區中的婦女處境報導得太少，通常只著重在軍事行動與傷亡的報導；然而身為一般平民，她們懷疑自己能做的貢獻有多少。深思了幾秒鐘後，Susan Lenzen說：「也許就是透過不斷地討論這些課題，讓媒體、政治人物意識到這問題的重要性吧！這些暴行的後遺症實在太深遠了！」

娼妓街—紅燈區藝術見證阿姆斯特丹30年演變

by Agnes Chen (2010/04/28)

「我小時候在阿姆斯特丹的紅燈區長大，夾在雜貨店、蔬果店之間就是一扇扇的櫥窗，’阿姨們’在裡頭工作，我們都覺得那是件很尋常的事情，一點也不奇怪。」前來參觀《娼妓街》展覽的阿姆斯特丹市民如此說。

美國藝術家夫婦Edward 與Nancy Kienholz的大型裝置藝術 《娼妓街》，以真人尺寸的塑模人形展現荷蘭紅燈區八零年代的真實面貌，在作品完成20多年後，終於首度在荷蘭本土展出。策劃這次展覽的荷蘭阿姆斯特丹歷史博物館策展人Annemarie de Wildt表示，《娼妓街》展覽旨在喚起人們對娼妓合法化問題更深層的省思，她說：「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目前正忙著改造紅燈區，然而此舉可能迫使妓女走入地下，使她們的生活處境更加惡化。」

娼妓街

《娼妓街》（Hoerengracht）之名取自阿姆斯特丹開滿畫廊、最具文化氣息的「紳士運河」(Harengracht)街，幾個字母之別，卻標誌出上流與下流社會的雲泥之別。Kienholz夫婦的《娼妓街》呈現數個紅燈區櫥窗的真實景致，有的妓女悠閒地讀雜誌化妝，有的百無聊賴的望著窗外發呆；有的自得其樂，有的神情空虛悲傷。窗戶與人偶臉上滴淋著不知是雨還是淚水的液體，每個人頭上都帶著一個開啟的玻璃方塊盒，象徵著櫥窗裡的妓女們就像盛在玻璃餅盒的點心，暴露自己讓顧客挑選消費。

雖然《娼妓街》的妓女衣不蔽體、任人窺看，她們的櫥窗房間相較於現在紅燈區裡的實景，顯得人性的多。策展人Annemarie de Wildt說：「現在的櫥窗簡直跟廁所差不多，只重功能性取向。《娼妓街》顯示當時的櫥窗更像是妓女們的住所、工作室。」

紅燈區30年來的演變

除了實體展覽，《娼妓街》展覽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一系列追隨Nancy Kienholz重返紅燈區的紀錄片。近30年後再度回到紅燈區，Nancy Kienholz惋惜紅燈區過往親密、自由的氣氛已然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性工業的冰冷與非人性。其中一段影片訪問一名退休的紅燈區巡邏警員，他表示四十多年前紅燈區的妓女多半是被未婚生子的荷蘭婦女，為了支付養育孩子的費用，在此租個櫥窗掙皮肉錢。但現在紅燈區已少見荷蘭婦女，多半是來自東歐與其他貧窮國家的外國移民。

這個事實也讓阿姆斯特丹紅燈區近年來飽受各界批評，認為是以合法手段掩飾婦女買賣的犯罪行為。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因此從2008年開始推動「聯合項目1012」計畫（1012為紅燈區的郵編），一方面加強監督以打擊犯罪，一方面將櫥窗空間改造為藝術家、設計師工作室，希望以此讓紅燈區的街景更多元化、更有文化氣息。自此紅燈區的女郎櫥窗數量已大幅減少。

反應兩極

正如同人們對待娼妓合法化的觀感相當兩極，阿姆斯特丹市民對「1012」計畫也有著非常不同的的看法。前來參觀的Loes女士認為娼妓業將女性肉體當作商品銷售，本來就不應該合法化給予鼓勵，因此相當贊成市政府的整頓措施。在紅燈區長大的Karin Bekker則認為女郎櫥窗是阿姆斯特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試圖改造紅燈區只會剝奪妓女合法工作的權利，或逼迫當地的性工業者往他處聚集。

也是阿姆斯特丹土生土長的策展人Annemarie de Wildt則對紅燈區有著相當複雜的感受，她說：「當我走在紅燈區街上，一方面我為那些女人感到悲傷，我不能想像為何有人可以忍受如此地暴露自己；另一方面，我又感到驕傲，因為阿姆斯特丹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城市，可以容許性工業公開營運。」她笑著說：「我只能說還好我不是阿姆斯特丹市長！」

RNW 荷蘭設計巨星Marcel Wanders — 創意無極限

名列「世界五十大設計巨星之一」的荷蘭設計師Marcel Wanders幾乎無所不能，從家具、電器、室內裝潢到建築，從一分鐘做出來的即興藝術到把自己女友懸在吊燈上倒香檳。近來他又為自己攬下新的重任：將阿姆斯特丹打造為世界設計首都。(擊點"Read More"閱讀全文）

原文刊載於荷蘭國際廣播電台中文網站：
www.rnw.nl/zh-hans/中文/article/荷兰设计师marcel-wanders：创意无极限（簡體版）


荷蘭設計巨星 Marcel Wanders的世界雄心
文 / 陳宛萱

名列「世界五十大設計巨星之一」的荷蘭設計師Marcel Wanders幾乎無所不能，從家具、電器、室內裝潢到建築，從一分鐘做出來的即興藝術到把自己女友懸在吊燈上倒香檳。近來他又為自己攬下新的重任：將阿姆斯特丹打造為世界設計首都。

Marcel Wanders 無疑是荷蘭近年來最耀眼的設計巨星，除了他驚人的創作力與生意頭腦，他強烈的個人風格、電影明星般的外貌與擲地有聲的談吐，一洗人們對工業設計師的刻板印象。在Wanders的字典裡，絕對找不到「靈感枯竭」四個字，這也讓他一年裡至少有大半的時間在國外奔波，不是忙著到世界各地進行他的室內裝潢計畫，就是旅行全球到不同的設計學院演講、授課。設計是他的生命，也是他身為藝術工作者的社會良心，他說：「我最根本的創作動力，就是啟發人們將自己的生命活得有聲有色，為自己人生寫下一本本曠世巨作！」



Marcel Wanders 一手建立的Westerhuis創意空間，旨在群集創意人才，將阿姆斯特丹推上世界創意首都寶座。

設計師的使命感
Wanders 是設計界裡少數幾個帶著強烈使命感的設計師。打從一開始，他就定下了「以設計改造世界」的雄心。深信設計是商業社會裡推動世界齒輪的新藝術形式，可以改變人們感受、看待世界的方式，他極力抗拒工業設計裡被工廠牽著走的陳腐設計理念，鑽研人性與功能性結合的新方式。最經典的例子就是他為HE 設計的三合一電器：微波爐內建DVD播放器，再加上液晶螢幕的電視充作微波爐的外門，配上四個蛋型的喇叭音箱。Wanders不解地說：「誰說音箱一定要做成方塊狀？喇叭其實是圓的！」

創意是Wanders抗拒工業巨獸的武器，從2008年開始，他也大張旗鼓為他深愛的阿姆斯特丹成立創意軍團。邀集阿姆斯特丹跨領域創意人士的「12人俱樂部」(De Club van Twaalf)，矢志將阿姆斯特丹推向世界創意首都的寶座，時尚二人組Viktor & Rolf 與名建築師 Ben van Berkel 都在名單之內。由舊學校建築改建的Westerhuis自2008年底開幕以來，已儼然成為阿姆斯特丹的創意中心，除了Marcel Wanders 工作室與Moooi展覽廳外，知名荷蘭女歌手Anouk與Fotofactory攝影學院也紛紛入駐Westerhuis。「阿姆斯特丹必須擴展成更具國際視野的創意城市，如果我能為此帶來一點改變的話，那就太好了！」Marcel Wanders如是說。


Wanders在Droog Design推出的編織椅與蛋花瓶，這也是他早期最著名的兩件作品。

從Droog Design到Moooi
「改變」或謂「創新」，無疑是Wanders作品中最重要的元素。崛起於荷蘭著名設計品牌 Droog Design，Marcel Wanders是Droog Design第一個、也是最著名的設計師。讓Wanders 一舉成名的編織椅（Knotted Chair，1996年）以內藏碳纖維的繩索編織而成，再以環氧樹脂包覆，遠看猶如輕盈的軟質繩椅，實則堅實耐用；2006年Wanders 為Smart Deco設計的限量「針織椅」（crochet chair）走的也是相同的路線。

如果說「編織/針織椅」視覺與觸覺間的對立旨在促使人們省思自身感官，Wanders於1999年為Droog Design設計的Oranienbaum系列，則挑戰了人們對事物功能性的既定看法。裝盛蘋果汁的瓦瓶可以化成鳥巢，裝橘子餅乾的木盒可以變成培育橘子種子的容器，Wanders 的設計不僅考量產品單次的作用，在材質的運用及造形的思考上，甚至延伸至物件的第二個生命。

至今仍跟Droog Design 維持密切合作關係的Marcel Wanders，並沒有因此放棄經營自己的銷售管道，他於2000年創立的Moooi品牌，不僅代理銷售Marcel Wanders的個人創作品，也代理許多與其他荷蘭設計師、國際設計師的作品，如Studio Job高達一公尺的紙黏土吊燈（Paper Chandelier），與德籍設計師Maarten Baas用烈火燒炙處理的Smoke系列家具。此外，Moooi 也接手許多重量級的跨國室內裝潢計畫， 已然成為國際知名的創意經紀公司。


Wanders最新的室內裝潢設計展現奢華的另類可能，黑白的主色調搭配或黃或綠的鮮豔色彩，高貴中仍帶著活潑的氣息。


Wanders 的奇蹟（Wanders’ Wonders）
Marcel Wanders的成功當然不是偶然，深刻瞭解自己的目標、稟持著對創作的執著，他的設計訓練輪轉了四個設計學校，來回比利時與荷蘭各地，終於在阿納姆藝術學院完成學業、「學到了所有他想知道的事情」。這也是他可以多元發展，跨足不同領域的理由；但對他來說，不管是設計一只茶匙也好，還是設計一棟建築，它們在本質上其實是一樣的：「我必須回答『為什麼？』、思索事物為何呈現為如此，接下來就是設計、製作的功夫了。」

幽默、怪異、甚至調皮，你盡可以用這些名詞形容他的作品， 然而Wanders在意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為人們的生活創造驚奇。「當我看進人們的心，有時候我可以看見他們的夢想，聽見他們的需要，」Wanders 說：「他們需要驚喜又需要安全，需要感覺到自己有所貢獻，但希望能夠持續成長，他們追求個別性又渴望熟悉感。」是對人性的深切關懷，也是對人類複雜性的深入瞭解，讓Wanders掌握了製造驚喜的秘方。

對Marcel Wanders來說，人生是一場無止盡的宴席，永恆的Happy Hour。享樂之餘，他也對弱勢族群充滿了關切，自2001年開始，他在漢堡、華盛頓、雪梨、倫敦、墨西哥與比利時的布魯格等城市逐年推出「金罐頭」計畫，將罐頭貼上金箔義賣，捐作當地無家可歸人士的糧食補給基金。此外還有與荷蘭百貨公司V&D合作的購物袋計畫，捐作愛滋防治基金。正如Wanders時常說的：「從小我最愛做的事就是為人們製作禮物，現在我做的仍是同一件事！」他的創作就是Wanders貢獻給人類的禮物，充滿了愛意，充滿了狂飆的夢想，而且，還很實用呢。


Wanders與名廚 Peter Lute合夥的Lute Suites旅館，是世界上第一個以「全市套房」概念經營的旅館，旅館套房散佈阿姆斯特丹各角落，由Wanders主掌室內裝潢設計。

RNW 石頭與槍 ─ 各方看維吾爾族海牙中國使館前示威事件

「他們拿槍射殺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親人，我們丟石頭有什麼不對？」 維吾爾族人Pasibam 激動地說。Pasibam是7月6日海牙中國大使館前示威中被逮捕的142名抗議人士之一，以政治難民身分來荷的他，目前正勤修荷文，準備往科技電子方面深造。但新疆暴動的消息一傳出，他和其他的維無爾族學生再無法置身事外，組織起在中國大使館前的示威活動。（擊點"Read More"閱讀全文）

原文刊載於荷蘭國際廣播電台中文網站：www.rnw.nl/zh-hans/中文/article/各方看维族人海牙中国使馆前示威事件（簡體版）

文 / 陳宛萱

「他們拿槍射殺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親人，我們丟石頭有什麼不對？」 維吾爾族人Pasibam 激動地說。Pasibam是7月6日海牙中國大使館前示威中被逮捕的142名抗議人士之一，以政治難民身分來荷的他，目前正勤修荷文，準備往科技電子方面深造。但新疆暴動的消息一傳出，他和其他的維無爾族學生再無法置身事外，組織起在中國大使館前的示威活動。


「鬧也是死，不鬧也是死 」
Pasibam回憶起抗議當天的情景︰「剛開始時氣氛真的很平和，但半途中我們陸續接到來自家鄉的電話、家人寄來的實況影音，告訴我們漢人回擊報復，很多無辜的維吾爾族人受到波及，老幼婦孺無一幸免。悲痛之餘，場面逐漸失控，有人開始對大使館砸石頭」。

荷蘭維吾爾族支持團會長Giyratjan Rozi也參與了當天的示威活動，雖然不認同部分示威人士砸石頭的暴力行徑，但他對他們的心情逐行倒相制當能夠理解，他說︰「很多人覺得『鬧也是死，不鬧也是死』。示威進行到一半時，中國大使館突然抬出大燈與攝影機，拍攝示威群眾，不少人擔心自己會被紀錄下來、連累在家鄉的親人，情緒開始浮躁起來。」 Pasibaum則說︰「我當然也擔心事後清算，但我們的族人正在流血，我們不能再躲了﹗」




7月8日由荷蘭維吾爾支持團策劃在阿姆斯特丹水壩廣場上的示威活動和平落幕，沒有造成任何的衝突。（維吾爾支持團提供）


種族衝突
Pasibaum認為中國共產黨政府必須為維吾爾自治區的種族衝突負起全責，他表示︰「長久以來中國媒體將維吾爾族人塑造成罪犯、小偷，造成漢人與維族人之間的對立。維吾爾族人受到歧視，許多當地公司甚至在求職告示明白標示︰『只限漢人』，讓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難以謀生。」 而維吾爾族傳統文化受到打壓，則是Giyratjan Rozi心中最大的隱憂，他說︰「我們不能講自己的語言，唱自己的歌，穿自己的傳統服飾。」

然而荷蘭華人商業人才協會（Dragons Businessclub）會長黃尊光對此卻有相當不同的看法。在荷蘭出生長大的他去年參加Going Dutch 2008慈善萬里車行活動，從阿姆斯特丹一路開車到北京市與北京奧運會共襄盛舉，經過新疆地區時，他對當地濃濃的文化風情印象深刻︰「很難相信這也是中國的一部份，維吾爾族人有自己的語言，當地標語告示通常也是雙語並行，我相信他們的確有相當程度的文化與宗教上的自由。」


反應與餘波
黃尊光也認為維族人在海牙中國使館前的抗議活動，恐怕不會得到正向的回應︰「對荷蘭政府來說，與中國的經貿合作絕對站在第一優先。」此外他對示威者擲石破壞的行為非常不能認同，他表示︰ 「暴力行徑對他們的形象有害無益，應該盡量用和平模式解決。」在台夫特攻讀數學博士的李姓中國留學生則質疑此示威活動的代表性，他指出︰「喊得最響的人喊出來的不一定是真理﹗」 他呼籲西方媒體應該多方深入調查以了解新疆暴動的真相。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荷蘭辦公室在日前發出的聲明稿中，則對中國日后如何處理新疆暴動中遭逮捕的維族人感到憂心。亞太區副主席 Roseann Rife在聲明中指出新疆共產黨高級官員表達應對暴動者「處以極刑」的說法，影響被捕者公平受審的權益。他呼籲中國在后續處理上秉持公正、公開的精神，對事件展開深入調查，釋放那些只實行集會遊行權利、沒有介入暴動的民眾。針對海牙中國使館前示威維族遭逮捕一事，國際特赦組織荷蘭辦公室發言人 Yvette Hoogerwerf 表示由於他們尚未掌握所有的相關訊息，對此不便發表意見。



荷蘭維吾爾支持團會長Giyratjan Rozi在Wereldpand的辦公室裡高掛東突厥史丹共和國的旗幟，身邊掛著一幅達賴喇嘛的相片，達賴喇嘛被他奉為「世界上爭取主權與文化自由之民族的共同精神領袖」。另一側則掛著在1949年墜機逝世的東突厥史丹共和國總理阿合買提江之照片。（陳宛萱 攝）

RNW 鐵人造湖 ─ 化沙坑為休閑湖畔的荷蘭公共哲學

鐵人湖的另一侧是开放的生态保留地，夏季时分吸引无数的旅客、当地居民到此戏水，连民众带来的宠物狗也不放弃同乐的机会。（陈宛萱/摄影）

百年來荷蘭人築堤積土創造的海埔新生地，已成為人力征服自然的具體象徵，然而戰勝自然並非荷蘭人的主要目的，與自然共生共存才是他們真正的致勝之道。位於北布拉班特省佛特鎮（Vught）的鐵人湖（Ijzeren Man）就是應証荷蘭這套獨特公共哲學的最佳實例之一。（擊點"read more"閱讀全文）

原文刊載於荷蘭國際廣播電台中文網站：
www.rnw.nl/zh-hans/中文/article/铁人造湖-—-化沙坑为休闲湖区的荷兰公共哲学（组图）


夏季时分到鐵人湖畔戏水，享受自然美景，是每个Vught居民共同的成长记忆。（陈宛萱/摄影）


鐵人造湖 ─ 化沙坑為休閑湖畔的荷蘭公共哲學
文/陳宛萱

百年來荷蘭人築堤積土創造的海埔新生地，已成為人力征服自然的具體象徵，然而戰勝自然並非荷蘭人的主要目的，與自然共生共存才是他們真正的致勝之道。位於北布拉班特省富格特鎮（Vught）的鐵人湖（Ijzeren Man）就是應証荷蘭這套獨特公共哲學的最佳實例之一。


以自然營造商機
雖然荷蘭的歷史總是不脫與水爭地，但他們也是最懂得水之重要性的民族。鐵人湖（Ijzeren Man）創造出來的生態環境與商機，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工業用途之后，還能為這被利用后的廢地設想出一個新生命，的確是荷蘭人的過人之處。夏天，鐵人湖是當地居民與慕名而來的旅客最佳的游泳戲水地點，遊艇、帆船悠行其間，廣袤的湖面讓人想像不到百年前的人力可以開辟這樣的人造湖。冬天，結冰的鐵人湖則成為滑冰的最佳場所，成立已有六十八年之久的鐵人湖滑冰俱樂部，為荷蘭培育出不少出色的滑冰選手。

冬天每逢连日气温达零度以下，当地民众就开始准备雪橇、擦亮藏在柜子里的滑冰鞋，只待Ijzeren Man结冰後，立即全家动员到湖上滑冰、打冰上曲棍球。（陈宛萱/摄影）



鐵人造湖
根據富格特鎮歷史學家Boudewijn Reijenga的考察，佛特鎮的鐵人湖形成於1890-1894年間。十九世紀末承接著工業革命的腳步，為了擴張荷蘭北布拉班特省省會丹博斯市（Den Bosch）、填高城市西北側的沼地，當地政府在四周的沙質地上派出挖土機挖沙。後來地下水上升、以及長年來積存雨水，沙坑形成巨大的人工湖，人們就以當時「產出」這些湖的挖土機為它們命名︰「鐵人」(Ijzeren Man)、「鐵女」(Ijzeren Vrouw)、「鐵孩」(Ijzeren Kind)。佛特鎮的「鐵人」湖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工湖。湖畔漸漸形成的水生動植物區、環繞湖畔的茂盛森林，不僅有利于保持水土，優美的環境更讓佛特鎮在2004年被荷蘭著名的雜誌Elsevier推舉為”荷蘭最佳居住地”。


1920年代的Ijzeren Man。（Boudewijn Reijenga提供）

目前鐵人湖共計有52平方公引的湖水總面積，最深處達3.5公尺，但大部分的湖水只有一公尺之高，湖的東北側沙岸自一次世界大戰後即為付費的泳池（產權屬於市政府），隨後又增建了餐廳與帆船碼頭。此外皆是免費的自然沙岸任憑當地民眾旅客戲水尋樂。

維持美景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鐵人湖的傳奇也非一蹴而得。鐵人湖休閑泳池的負責人Hans Kosters認為，鐵人湖最特別之處在於水質，清可見底的湖水草苔不生，長年清澈無菌，是天然的泳池佳地，他驕傲地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這么美麗的一塊地方﹗」除了得力於當地土壤中特殊的礦物質成分，Hans Kosters也將此歸功於相關單位與居民長期的悉心維護。比如說玻璃瓶或金屬物等尖銳物品禁止攜入泳池區，在湖畔舉行的各項活動也需經事先審查，確定不會污染水質才能獲準進行。

Ijzeren Man 游泳池的负责人 Hans Kosters 对Iijzeren Man的水质与美景感到相当骄傲，他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麽美丽的一块地方！"（陈宛萱/摄影）

但由於泳池部分與開放的湖畔仍以湖水相連，Hans Kosters整頓湖水時未免有些力不從心，他無奈地說︰「如果在另邊的旅客污染了湖水，我們這端再怎么小心，恐怕也無法徹底防堵。」這話聽起來雖然悲觀，但當地居民Coen Verzantvoort卻以行動證實了佛特鎮人保護鐵人湖環境的決心。趁著孩子在湖中戲水，他自動自發地當起了清道夫，清理遊客丟下的薯片包裝袋，自稱鐵人湖一道長大的Verzantvoort望著暮色下金波燦爛的湖水，說︰「我旅行過很多地方，但回過頭來總覺得還是鐵人湖最美﹗」一邊將拾起的垃圾丟進垃圾桶裡，他囑咐記者一定要將這個訊息傳達出去︰「希望來三觀的旅客隨手做整理工作，不要破壞了美景﹗」


Zinnicq Bergermann 老太太骄傲地展示她孙儿叁加滑冰竞赛的照片。（陈宛萱/摄）

湖邊人生
就像許多見証了鐵人湖興衰的富格特人，高齡91歲的Zinnique-Bergerman老太太談起鐵人湖也有說不完的故事。走進她家，隨處可見家族成員在鐵人湖畔的留影，或而戲水、滑冰，或而散步、打獵，鐵人湖在當地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之重要可見一斑。Zinnique-Bergerman老太太與她的亡夫將一生奉獻給鐵人湖，除了創立鐵人湖滑冰俱樂部，榮任50年的會長，他也一手推展了鐵人湖上的各種水上運動。回想起當時，老太太眼中閃出晶亮的光彩︰「我還記得那些清晨，我們漫步在湖邊，聽著鳥兒鳴叫，晨光洒在我們身上，四下寧靜無聲....。」


Ijzeren Man 湖畔夏季傍晚时分的美景。（陈宛萱/摄影）

对老太太来说，最美好的一天，无疑地就是在铁人湖畔度过的一天。时至今日虽然她的儿孙散布世界各地，但每次一回到荷兰家里，第一件事情就是骑上脚踏车到铁人湖边一游。对Zinnique-Bergerman家族来说，铁人湖清澈的湖水，是他们血液的一部份。但即便佛特人仍对铁人湖忠心耿耿，铁人湖仍面临新时代的严峻挑战。


迷雾中的Ijzeren Man湖畔秋季美景。（陈宛萱/摄影）

未来
在上世纪五、六０年代年年有三十万造访人次的铁人湖，近年来已锐减到万人左右。飞行的便利吸引荷兰游客到国外旅行，而年轻世代对休闲园地设施的要求也远比先前来得高。泳池负责人Hans Kosters认为，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多举办大规模的娱乐活动，如音乐会、露天电影院来吸引年轻游客，但对在湖边广设餐厅、酒吧等休闲设施，他态度转趋保守：「那会污染湖水，我的第一优先永远是保存铁人湖的水质！」

保存自然还是追求商业，似乎是铁人湖走入百年遇到的最大难关。但自然与商业之间的妥协谋合，其实正是铁人湖长久以来的致胜之道；虽然水质顾虑限制了铁人湖的发展，但结合自然美景的音乐会活动已重新打响了铁人湖的名称，Kosters说：「我们希望让铁人湖更具竞争性，让更多人认识到荷兰的这块乐土！」


Ijzeren Man 湖畔冬季美景。（陈宛萱/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