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fant

Enfant - by Boris Charmatz 20:00 8th June 2012 Zuiveringshal West of Westergasfabriek Amsterdam (Holland Festival)

The art of (dis-)harmony: C(H)OEURS

The art of (dis-)harmony: C(H)OEURS So today I went to Carré for the first time and got the total vertigo experience, to see this dance/orchestra/opera-choir piece: C(H)OEURS, by Alain Platel and Les ballets C to B. I have to say Carré's super scary gallery seats does make the cheapest ticket worthwhile, if you are not afraid of the height of course. But even someone like me, who have a serious problem with the arena style gallery, still managed to forget the height when the show started.

It was awkward in the first 20 minutes. Even with all my brain cells try to make sense out of it, I still find it difficult to conclude everything with a clear concept. However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piece, and gives you a sweet feeling afterward. The art of it, lies exactly at the play between harmony and disharmony, the unity and individuality. As the title has already suggested, choirs (choeurs) can only be constructed with all hearts (coeurs) singing together.

All hearts are the same yet different, and only with different individuals and their different personality the true harmony can be achieved. The choir, the dancers and orchestra, each plays a role in it and each of them tries its best to be unique and even to overtake others' territory (and therefore to be disharmonious). The moving is awkward, sometimes even rigid. The choir chat loudly at the back. But somehow in the end, they all become the indispensable parts of the great harmony. And a very joyful one.

险恶唐人街里的华人绅士：一个不同凡响的早期华人故事

挂着木板招牌穿越大街小巷兜售饼乾的花生货郎，是早期荷兰华人移民最为人熟知的身影。 从昔日的赤贫到今日的小康巨富，这艰辛的百年奋斗史是华人社群最津津乐道的题材。然而这故事却只是真实历史的一小部分，事实是当时的华人社群赌场鸦片馆黑帮充斥，各大集会其实跟犯罪组织没有两样。

文/ Agnes Chen (2011/12/18) 

挂着木板招牌穿越大街小巷兜售饼乾的花生货郎，是早期荷兰华人移民最为人熟知的身影。 从昔日的赤贫到今日的小康巨富，这艰辛的百年奋斗史是华人社群最津津乐道的题材。然而这故事却只是真实历史的一小部分，事实是当时的华人社群赌场鸦片馆黑帮充斥，各大集会其实跟犯罪组织没有两样。

唐人街：严禁荷兰人进入 

关起门来，屋里毒品黑金横流，荷兰警方突不破门口高挂的 ”严禁荷兰人进入”，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偶尔街上看见一摊血迹、一把凶刀，尸体与凶手皆无处可循，目击者说什麽也没看到；活生生就是杰克尼克尔森主演的《唐人街》（Chinatown）。 Marco Mok的祖父莫士齐（Tos-si Mok）就是这混乱时代里的风云人物，天资聪颖勇於冒险，让他短期致富，却也因此与黑道组织产生冲突，导致他三十六岁便英年早逝。带着两个稚龄幼儿的荷兰遗孀在他身亡後陷入经济窘境，或是出於怨怼，在孩子面前只字不提莫士齐往事。这反倒让Marco Mok对祖父的一生产生浓厚兴趣，多年追查後终於拼凑出他那高傲不凡的身影，却也意外地挖掘出华人历史不那麽光彩的一面。

神秘的中国人

根据Marco Mok的调查，来自香港的莫士齐是在1915年左右先到了英国，再辗转到了荷兰。当时不过是少年的他外型高大俊挺，身手非凡，与其他两人共组Choy-san-Hee Troupe杂技团，荷兰各大重要的表演场地如阿姆斯特丹的Carré、海牙的Kurhaus等等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也曾多次巡回欧洲表演。深受欢迎的他们被称为”神秘的三个中国人”，事实上後期加入了一个荷兰人Karel Brouwer，唯独Brouwer在海报上被画成中国人的样貌，以维持西方观众对中国真功夫的翩翩联想。 Karel Brouwer後来成为荷兰杂技界要人，在一次访谈中他追溯Choy-san-Hee往事：”在比利时同一场表演有两个中国团，Choy-san-Hee要求另一个团在表演完後提他们的名字，让他们一起出场谢幕，没想到对方忘记了。两方人因此生了嫌隙，在舞台上打了起来。因为两方都是真功夫，打完架後，观众居然觉得这场架是整晚表演最精彩的部分，还给他们献花致谢！”

荷兰的中国绅士 

莫士齐在Choy-san-Hee的表演生涯历时约莫十年，在这段期间，他结识阿姆斯特丹的船业富家小姐，两人坠入情网。为了与莫士齐结婚，她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富有语言天赋的莫士齐在妻子的教导下，说着一口好荷语，让他顺利地在船公司找到华工宿舍管理的高薪工作，随後迁居鹿特丹，成为人人羡慕的船务经理。在最高峰的时候，不只是华人、所有在亚洲做生意的人都得与他套套关系。因为他的语言能力、也因为他人脉极广，法庭央请他在涉及华人的案件充作口译；他的身影因此遍及当时华人社群重大事件，成为战前荷兰最重要的华人达要之一。

船务经理虽然坐享高薪，却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举凡开关走私偷渡之窗口甚至是择人任用的公务，总是动辄得咎；莫士齐之前的船务经理即遭枪杀身亡。再者他在法庭也常经手谋杀、组织犯罪的案件，容易得罪人。Marco Mok找到一份1928年的文件，指莫士齐因检举他所属的华人团体沦为赌场组织，被黑帮悬赏3000荷盾的狙杀令。然而莫士齐并没有因此胆怯，他还是继续穿梭在仕绅之间，穿着他昂贵的订制西服，留下一幅又一幅英气勃发的肖像。

纳粹电影中的华人身影 

三０年代荷兰经济衰退，华工首当其冲，身无分文又无法返家的他们卖起了花生饼乾。在这样惨澹的时机里，莫士齐听闻德国纳粹宣传电影需要大量的华人当临时演员，每人每天可领取2.5荷盾的薪水，远优於一般临工工作，便组织了300人准备到德国柏林的片厂拍片。这部名为《Flüchtlinge》（难民）的电影，描述德裔俄国移民占据一列火车，逃往满州国的冒险故事。反抗苏联共产主义、向日本盟友的满洲政权示好的纳粹题材，让华人社群大感不安，担心这会影响荷兰社会对华人的看法，因此想尽办法阻挠。莫士齐收到死亡威胁；在出发当天，更有大批反对民众包围火车站，双方大打出手。

最後仅有半数的华工登上火车，在火车离站之时，甚至传出了数声枪响。Marco Mok并不讳言，莫士齐此举并非纯粹的利他行为，因为他可从每人身上抽取四分之一的佣金。火车上百馀民华工挤在狭隘的货仓，而莫士齐却安适地坐在头等舱里。对他来说，莫士齐到底是告密的投机份子，还是一个有理想原则的仕绅，是一个无解的谜，正如祖父的死，他说：”报纸上说无法断定是他杀还是自杀，我当时还是小女孩的姑姑坚持说是自杀。我只知道他是受枪伤而死，但理由是什麽？我想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追寻失落的家族历史

莫士齐去世时，Marco Mok的父亲不过两岁，两名幼龄子女在荷兰母亲的教养下，对中国文化与自己父亲的历史一无所知。35年前莫士齐的遗孀去世後，他生命的痕迹似乎也随之烟消云散，直到Marco Mok决心探询祖父的历史。他说：”大概是十年前开始吧，我每年花一天的时间，完全地投入在追查他的生平历史上。”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天，他却已经累积不少的文献资讯，也找到许多早被遗忘的、对战前荷兰华人社群的报导与研究。这些资料中的华人身影，是荷兰华人亟欲摆脱的负面形象，在百年华人的叙述中不见踪影，仿若未曾存在。 然而对Marco Mok来说，这是真实的历史，长存在他家族的血脉中，无从抵赖。他将继续地探索那逝去时代的真实历史，他祖父的故事。今年的那一天，要追查些什麽呢？Marco Mok认真地想了想，说：”我想找到祖父的家人！”

死刑与灾后重生--纪录片探索不为人知的中国故事

遥远中国的真实影像，在一面中国热的风潮下，吸引了好奇的西方人民前往观赏一探究竟；在另一端，中国纪录片的导演们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希望将不为人知的”真实”中国故事介绍给西方观众。然而观众们到底可以从中认识到多少中国的”真实”面貌，又要如何从导演选择后的视角看见他们想看见的事实，仍是一个未知数。

 by Agnes Chen （2011/11/25)

两年前描述中国春节返乡潮的《归途列车》夺得荷兰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双年展大奖后，中国纪录片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大影展与观众的重视。遥远中国的真实影像，在一面中国热的风潮下，吸引了好奇的西方人民前往观赏一探究竟；在另一端，中国纪录片的导演们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希望将不为人知的”真实”中国故事介绍给西方观众。然而观众们到底可以从中认识到多少中国的”真实”面貌，又要如何从导演选择后的视角看见他们想看见的事实，仍是一个未知数。

两部2011年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双年展的中国参展影片《活着》与《临刑会见》(Dead Men Talking，暂译)，一个由生、一个由死，一个由庶民、一个由体制的角度来诉说导演眼中的”中国故事”。本台记者专访这两部影片的导演与制片人，深入了解他们作品的使命与客观限制。

不为人知的灾民故事 

中国纪录片导演范俭的《活着》纪录了四川大地震后，一对痛失子女的夫妻接受人工生育疗程的经历。中国人对传宗接代养儿育女的特别重视，加上一胎化政策影响，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孩子。为了补偿灾民中国政府提供两次免费人工生育疗程，不少痛失子女的母亲因此矢志当高龄产妇，历经漫长痛苦的疗程，只为给死去的孩子一个重生的机会。影片也记录了灾民们在临时搭建的板屋里栖身多年，才等到了得以安身的居所；对他们来说，再美好的未来都比不过灾前的世界，中国发展建设的快速向前与灾民的频频回顾形成强烈对比。

选择不在地震发生后立即进行拍摄，导演范俭认为他无法在当时的混乱与悲惨，保持纪录片工作者的冷静与理性；再者，他深知自己的长项在捕捉人际间细腻的情感，在于诉说平凡故事的动人之处。他说：”我们想通过这个家庭生育的过程，让观众看到生命的无常之外，生命 ’有常’的那一面，那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必须一直往前走。”

不为人知的中国死刑 

另一部在这次影展中备受瞩目的影片，是以中国死刑制度为题《临刑会见》。然而死刑只是背景，主角其实是河南法治频道极受欢迎的新闻性节目《临刑会见》，于2006年播出以来，节目主持人丁瑜访问了数百名等待行刑的死刑犯。除大略地介绍中国相关死刑的司法系统与现状，影片多半只侧拍节目小组的工作流程，穿插大量对丁瑜进行的访谈；在制作公司大陆桥的网站上，更直称此片为河南法治频道《临刑会见》的国际版。大陆桥文化发展公司海外部负责人Steven Seidenberg坦承这部影片还需重新剪辑，并不讳言拍摄动机是商业考量，事实也证明死刑题材确实让国外电视台、影展趋之若鹜；但对他这样一个道地的中国通来说，这影片还有另一个目的：让西方观众看见中国死刑制度并不如想像中野蛮。

Steven Seidenberg说：”你会以为，在中国被判死刑就是立刻抓去处决了；其实在中国所有死刑案都必须经过三级法院的审核确认，如果高级法院认为这个人不应该判死刑，就算犯人自己不抗告，他们也会主动介入要求下级法院重新考量；充分显示出对人命的尊重。加上现在推行的两年缓期无犯罪改无期徒刑制度，真正的死刑执行人数已大为降低。”他认为这部影片已达成他期待的效果，在播放后的问答时间里，”没有人讨论废除死刑与人权问题，观众只觉得很好奇、想知道更多，”他说。

商业考量与敏感题材 

Steven Seidenberg不断强调他想让西方观众看见”事实”，当记者问及他如此为中国司法制度辩护，是否认为其他揭露中国黑狱毒打司法腐败等问题的报导并非”事实”？他笑了笑说：”一部影片一次只能说一个议题嘛，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体制。”他又补充：”我们是一家商业公司，有商业的考量。先跟这些单位建立好关系，取得他们的信任，才可以拍到更深入的东西。”

钱对许多纪录片导演来说，或许不是那么重要，但却仍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就跟大部分的中国纪录片导演一样，范俭也是先自掏腰包拍片，他笑着说：”就自己拍，拍完了也不知道要卖给谁。”直到与制片梁为超合作，意识到资金与发行渠道的重要性，他才陆续从日本NHK电台与半岛电台得到足够的资金，提高了影片的品质，足以让他到四川进行九次拍摄，与拍摄对象叶红梅夫妇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让他们愿意在他面前展现最真实最私密的一面。

选择以情感出发来呈现地震，是否为了避免敏感话题？他不置可否地说：”当然批判、揭露的角度还是有问题的，有些题材就是不能碰。这个我们非常了解。不过就我自己来说呢，我比较喜欢从家庭与情感出发，我想说的是真正的中国普通人的故事。” 在金钱与言论管制的层层限制下，突破重围到达西方观众面前的中国影像，无可避免地只是故事的片面、甚至是带着特定观点的诠释，只愿观众们将此当作寻觅”真实中国”的起点，而非终点。

中国作家的使命感？--专访苏童与棉棉

文/ Agnes Chen (2011/10/24) 中国作家是否特别有使命感？这个问题在一场名为”写作在中国” (Writing in China)的座谈会上，意外地成为热门话题。与会的荷兰作家Edzard Mik提出中国作家在政治与社会风气的限制下，比西方作家更热衷於改变社会，更具有使命感。在他的眼中，西方作家通常较为自我，不认为作家有义务改正社会问题，拒绝介入政治议题，更鲜少考虑他们作品对读者的影响。

正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作家驻访的中国作家苏童与棉棉，是这场座谈会的主讲者，他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了Edzard Mik的发言。”很多人过度夸大作家的责任，我认为作家不是雷霆霹雳，作家只是一盏灯光”，苏童说：”如果这盏灯可以吸引几千个人，那也就足够了”。而棉棉更是直接了当地说：”写作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事。我觉得我的书，世界各地的人都写得出来，只是这次是被一个中国人写出来了。”

写作的自由 

追根究底，这场”使命感”的争论，其实来自於西方人对中国作家言论自由的疑虑。虽然苏童与棉棉的着作早有荷文译本，但会场上听不见针对他们作品进行的讨论，众人关切的还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冲撞极权铁幕”这类的课题。然而”作家的自由”到底是什麽？正如Edzard Mik後来承认的，荷兰作家不见得比中国作家自由，”虽然我们不必畏惧我们的政府，但商业价值还是要考虑的”，他说。 

 以《妻妾成群》（经张艺谋改编为《大红灯笼高高挂》）扬名国际的苏童，作品时而以南方故乡为主题，时而虚构历史化身帝王，对他来说，作家的自由不外乎可以循着自己的好奇心写作，他说：”身为作家，你永远都有某种自由，与社会对话或与社会保持距离的空间。” 成名作《糖》曾在中国被禁多年的棉棉，则坦承：”中国的确有sensor （言论管制），但那也不是问题，那是我们认同的一部份。大家都说要撞柏林墙，但我会说，先把自己心中那个柏林墙撞掉吧！”

为什麽写作？

写作的自由，对这两位来自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作家来说，有着非常不同的意义。但根本的原理其实是极为相近的：自由地书写自己关切的议题。成长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苏童，儿童时期的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惨酷毫无所觉。在阿姆斯特丹着名的小酒馆Luxumburg，啜饮着比利时啤酒，苏童悠然地回忆起这段奇特的童年：”孩子是很欢乐的，学校都关闭了，所以我是在街上长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很像中世纪、文艺复兴还没有发生，一个漫长黑暗蒙昧的时期，孩子的欢乐、纯真与无辜，对照社会气氛的肃杀，是非常特殊的回忆。儿童时期的感官特别敏感，我的童年经验因此成为我一生写作最重要的养分。” 

在阿姆斯特丹另一角，暂住在安娜法兰克故居的棉棉，则诞生在五光十色的上海市，年轻时曾经深陷酒精与毒品的深渊里，她从不遮隐这段过往，事实上她把当时经历的人事物全写进了她的成名作《糖》里。笔下一个个苍白的、在深渊在边缘挣扎寻找生命意义的年轻人，成了她作品中不断重复出现的角色。多年後，皈依佛教不烟不酒长年茹素的棉棉，写的还是那不朽的青春与同样的人性挣扎，她说：”我的作品是写给那些在边缘的人看的，那些觉得自己不属於中国、也不属於西方，听西方音乐长大，70、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她随後笑着补充：”我还没想清楚作为一个佛教徒要怎麽写作，比如说Sex到底能不能写啊？” 

读者断层与水准低落的出版业 

然而不管是苏童还是棉棉，面对急速变化的中国社会，都不得不面对读者流失的难题。前部长篇小说《河岸》写的是文革，但新的中国年轻人要不对文革历史缺乏兴趣，要不完全地欠缺知识，苏童不无遗憾地说：”尤其是85年後，政治符号越来越淡，原本真实的记忆变成书本上的记忆。喝可口可乐的孩子，说他们是中国人，其实跟香港、台湾、日本、韩国长大的孩子有什麽不一样呢？” 

棉棉作品的题材虽较贴近年轻人的生活，却也因长年被禁，除了跟随她的一群死忠读者，难以扩展读者群。棉棉更对中国极不专业的出版业颇有微词， 去年出版的《青少年无码与灰姑娘》在书局居然被摆入教科书柜了；几次尝试结合设计、艺术与文学的作品，也都因印刷品质低劣扼腕。棉棉说：”我拿到书一看都想哭了。” 

以对话化解对立

”写作在中国”座谈会也吸引了一群异议人士叁加，其中有法轮功的支持者质问两位作家为何不以人权律师高智晟生平写作，甚至连荷兰维吾尔族支持团都出席了。问到他对此事的想法，文坛中以性格温和着称的苏童口中冒出了火气。”我感觉到屈辱”，苏童说，”凭什麽一个中国作家到这里来就要回答这种问题？为什麽我们要当他们的药片，治疗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呢？ 

邀请苏童与棉棉到荷兰驻访的荷兰文学基金会（Nederlands Letterenfonds）成员Pieter Jan van der Veen，先前曾随荷兰作家代表团叁加今年的北京图书展，认为西方社会采取对立挑衅的态度无助於解决问题，他说：”我们接触了很多中国作家与出版商，大家都认为保持沟通管道的开放，是最重要的。谁知道荷兰作家的书会不会影响中国的读者，造成某种思想上的改变呢？如果坚持壁垒分明的立场，不愿意叁与对话，也就不可能促成任何改变了！”

悠游于古典与前卫之间 台湾表演艺术惊艳荷兰

by Agnes Chen (2011/09/23) “荷兰人对台湾的认识，多半止于七０、八０年代台湾大量代工的粗糙产品，’Made in Taiwan’的标签。他们不知道的是，台湾早已蜕变为一个高科技的现代民主国家，他们更不了解，台湾保存了丰富的中华文化，又有大批的年轻艺术家不断探索实验传统艺术的新表现形式。我们希望通过今日台北艺术节，让欧洲看见台湾的新面貌！”荷兰皇家热带戏院(Tropentheater)的节目总监Emiel Barendsen说。

今日台北 

从九月一直延伸到今年年底的今日台北(Taipei Today)艺术节，最重要的两个节目《风云》与实验京剧《霸王别姬—寻找失落的午后》，分别由两个台湾顶尖艺术表演团体舞蹈空间与国光剧团担纲演出，以传统京剧剧码霸王别姬为主题，以当代前卫的表演形式重新诠释项羽与虞姬千古不朽的爱情故事，更深入生之欲与死之惧的哲学课题，展现从悲剧中找到救赎的台湾式精神。不同于一般海外表演只提供场地，皇家热带剧院此次与表演团体合作监制新剧码，舞蹈空间的与国光剧团日前於热带戏院的表演因此带上”世界首映”的特殊意义。 

随後将登场的还有台原木偶剧团的《老鼠娶新娘》、1/2Q昆曲表演团的的《小船幻想诗》与杨德昌电影回顾展：http://www.tropentheater.nl/

时不力兮骓不逝，虞姬虞姬奈若何 

《霸王别姬—寻找失落的午后》以倒叙法破题，以项羽自刎后，阵亡的战士孤魂追述霸王一生，追究他鸿门宴上为忠义不杀刘邦，是他最大的败笔。随后的三、四幕以亡者的角度重现项羽被围，四面楚歌虞姬自刎，直至他逃至乌江边，与汉军奋战后自尽而亡。项羽的命运是历史的事实，正如开场时已言明他的兵败身亡，唯独剧中人在当下一无所知。然而若他们早知道命将如此，是否会改变作为、扭转命运？

导演李小平以彩衣、黑衣两个虞姬表现生与死的角力，即便在项羽势力鼎盛意气风发之时，死亡早已如影随形。唯独命运其实是性格的产物，就算参透了天意，人无法改变自己，一如他们无法改变命运。舞台上两个虞姬，一生一死，接替唱着虞姬的唱词，时而柔情婉转、时而阴厉逼人，无疑是《霸》剧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场景，也刻画出台湾表演艺术家重新省思传统与历史的深度。

前卫与传统的角力

舞蹈空间的《风云》则更尖刻地标志出台湾艺术家在前卫与传统之间的挣扎，以前卫的当代舞形式表现复杂的历史故事，无疑是台湾舞蹈艺术史上的创举，足见编舞家杨铭隆在云门舞集东方现代舞风格上另辟途径的野心。杨铭隆延续他先前即为成功的《东风》系列风格，将京剧的身段动作揉入舞蹈中，创造出水般柔软、又如风般凌烈的全新肢体语言。一如李小平的《霸王别姬》，杨铭隆思索历史命定的必然性，在无可免的历史悲剧后，回到开场时霸王与虞姬情意深厚的合舞，像是所有的悲伤都可以抹去，唯独在爱情里能够找到救赎。

创新的尺度越高，也越容易遭到批评。《风云》虽然受到荷兰观众的热烈欢迎，已有数个国际艺术节、表演团体表示希望与舞蹈空间合作，但现场也有少数华人观众，对这样的改编方式不已为然。对中国舞蹈艺术与音乐颇有研究的英国观众Jay Achterberg则认为前卫当代舞与传统舞的结合太突兀，在配乐运用上全然不顾乐曲曲意，只求音效，令他无法苟同。

政治？！太政治 

虽然艺术家们表示这纯粹是艺术创作、无关政治，台湾与中国的政治纠葛仍让观众有不少联想。曾经雄霸一时的项羽兵败被围，霸王别姬确实是围城里的爱情故事，让人想到困守岛国的蒋介石政权；而《风云》里一面象徵鲜血的大红旗，在退休的Volkskrant记者Albert Schipper眼中则成了中共的五星旗。舞台外，皇家热带戏院以”今日台北”替代”今日台湾”，算是符合了荷兰官方政策，但杂志的节目介绍上，却明白地指出：今日台北艺术节是庆祝台湾”建国一百年”的活动。

不论政治到底在这次艺术节中扮演什么角色，可以确知的是台湾政府在艺术人才培养上贡献了不少心力。舞蹈空间与国光戏团，都是得到政府全额支助的表演团体，出国表演也得到台湾文建会与驻荷兰台北办事处的大力支持。反观荷兰近来一连串删减文化预算的政策，长期代理亚洲表演艺术团体至欧美表演、今日台北艺术节最重要的推手，Anmaro表演艺术经纪公司负责人Robert van den Bos不无愤慨地说：”表演艺术不仅丰富当地文化，也为城市带来无限的商机，我觉得荷兰政府的作为相当不明智！”

在荷兰奢华古宅中遇见时尚中国

by Agnes Chen (2011/09/15)

在黄金时代，荷兰工匠仿效中国瓷器，创造出今日让荷兰人引以为豪的代尔夫特青花瓷；中国与荷兰的历史文化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密不可分。

 文/ Agnes Chen 陈宛萱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向来不放过任何生意机会的荷兰人，更加紧脚步与中国交流串连。好奇心与商机或许是他们的出发点，但交流激荡出来的丰富文化艺术对话，无疑才是两国经贸通商最难能可贵的果实。正如在黄金时代，荷兰工匠仿效中国瓷器，创造出今日让荷兰人引以为豪的代尔夫特青花瓷；中国与荷兰的历史文化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密不可分。

回顾这段历史，也希望重新打开对话的可能性，荷兰知名时尚设计师、策展人 Alexander van Slobbe 受邀监制一系列以中荷交流为灵感的全新时装，从布料、设计到制作，每一个小细节里都看得见数百年旖旎历史的交缀。Van Slobbe骄傲地说：”里头每一件作品都由中荷设计师联手制作，就像数百年前荷兰与中国工匠并肩工作一般！”

绅士古宅里的中国时尚

追忆黄金时代中荷紧密的商务与文化交流，Alexander van Slobbe选择在阿姆斯特丹着名的绅士古宅(Herenhuis) Willet-Holthuysen博物馆，展示这套取名为”Shanghai Gesture”的服装系列。不同于类似主题的展览通常强调东方与西方的对峙，Shanghai Gesture选择呈现古典与现代谐和的可能性；同时展现在古典与现代中，东西方其实一直就是如此共生共成。没有剑拔弩张的对立与谋合，却是从骨子里、起念里，就这么自然而然融入彼此；像是客厅一角静静矗立了数百年的中国粉彩瓷瓶，像是模特儿身上穿着中国丝料，剪裁成荷兰极简风洋装，领上绣了东方红丝的缀。

为了制作这套系列，van Slobbe先邀请在荷兰里特维德艺术学院(Rietveld Academy) 织品系二年级的学生参与衣料的设计与制作，再分别于上海与荷兰举办两个工作坊，邀请年轻设计师们合力创作。Van Slobbe 说：”年轻设计师勇于实验，作品常带来意外的惊喜。这也是我选择与学生合作的理由。”

隐藏与开放 — 镜照里的中国与荷兰

闻名世界的里特维德艺术学院，学生们自然也个个身怀绝技，大有来头。出生在纺织世家的Isa van Gool，已有20多年从事艺术剧场文化工作的经验，对她来说织品不只是织线与毛料的纠结，更夹带着创作者的意念与情感。从清朝时旅居中国的荷兰画家胡博‧华士 (Hubert Vos) 绘制的慈禧画像得到灵感，她将一张强势、冷峻的女人脸孔织进布料里，设计师Soepboer & Stooker接手将之制作成一件后领高耸深具女王架势的白色大衣。

同样毕业于里特维德的设计双人组Soepboer & Stooker表示，她们深受到胡博慈禧画像故事的吸引：”当时慈禧年纪有七十好几了，她要求胡博将她画年轻一点。所以画出来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美女，不是七十岁的老妇。为什么她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呢？” Soepboer & Stooker因此设计了另一套长袍，将胡博的慈禧画像翻印在袍上。当大衣里的女人面孔遮蔽不明，长袍上斗大的慈禧画像吐露的却仍远远地偏离真实。问及这是否是她们对中国封闭性格的批评，两位年轻设计师哈哈一笑说：”是可以这么说，至少对我们荷兰人来说，慈禧的行为是很难理解的。”

新黄金时代？

在荷兰政府的鼓励下，大批的荷兰设计师纷纷前往中国探路，真的待下来的人或许不多、藉此找到新合作机会的人也只是少数，但无论如何中西文化交流多少刺激了荷兰设计师与艺术家的想像力、开拓了他们寻找新灵感与素材的可能空间。但对中国本地的时尚圈来说，跨国交流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Alexander van Slobbe说：”目前在中国大部分的人民一般只对西方几个国际名牌有兴趣；但我相信，随着信息越来越流通，逐渐的人们会建立起个人化的品味。就中国自己的时尚圈来说，我很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民对传统东方元素的喜爱程度，似乎远不及西方。西方人反而更喜欢所谓的中国风！”

Shanghai Gesture展览即日起至11月13日于阿姆斯特丹Willet-Holthuysen美术馆展出；展览内容与计划详细过程与资料随后将汇集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