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rt of (dis-)harmony: C(H)OEURS

The art of (dis-)harmony: C(H)OEURS So today I went to Carré for the first time and got the total vertigo experience, to see this dance/orchestra/opera-choir piece: C(H)OEURS, by Alain Platel and Les ballets C to B. I have to say Carré's super scary gallery seats does make the cheapest ticket worthwhile, if you are not afraid of the height of course. But even someone like me, who have a serious problem with the arena style gallery, still managed to forget the height when the show started.

It was awkward in the first 20 minutes. Even with all my brain cells try to make sense out of it, I still find it difficult to conclude everything with a clear concept. However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piece, and gives you a sweet feeling afterward. The art of it, lies exactly at the play between harmony and disharmony, the unity and individuality. As the title has already suggested, choirs (choeurs) can only be constructed with all hearts (coeurs) singing together.

All hearts are the same yet different, and only with different individuals and their different personality the true harmony can be achieved. The choir, the dancers and orchestra, each plays a role in it and each of them tries its best to be unique and even to overtake others' territory (and therefore to be disharmonious). The moving is awkward, sometimes even rigid. The choir chat loudly at the back. But somehow in the end, they all become the indispensable parts of the great harmony. And a very joyful one.

中国作家的使命感？--专访苏童与棉棉

文/ Agnes Chen (2011/10/24) 中国作家是否特别有使命感？这个问题在一场名为”写作在中国” (Writing in China)的座谈会上，意外地成为热门话题。与会的荷兰作家Edzard Mik提出中国作家在政治与社会风气的限制下，比西方作家更热衷於改变社会，更具有使命感。在他的眼中，西方作家通常较为自我，不认为作家有义务改正社会问题，拒绝介入政治议题，更鲜少考虑他们作品对读者的影响。

正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作家驻访的中国作家苏童与棉棉，是这场座谈会的主讲者，他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了Edzard Mik的发言。”很多人过度夸大作家的责任，我认为作家不是雷霆霹雳，作家只是一盏灯光”，苏童说：”如果这盏灯可以吸引几千个人，那也就足够了”。而棉棉更是直接了当地说：”写作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事。我觉得我的书，世界各地的人都写得出来，只是这次是被一个中国人写出来了。”

写作的自由 

追根究底，这场”使命感”的争论，其实来自於西方人对中国作家言论自由的疑虑。虽然苏童与棉棉的着作早有荷文译本，但会场上听不见针对他们作品进行的讨论，众人关切的还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冲撞极权铁幕”这类的课题。然而”作家的自由”到底是什麽？正如Edzard Mik後来承认的，荷兰作家不见得比中国作家自由，”虽然我们不必畏惧我们的政府，但商业价值还是要考虑的”，他说。 

 以《妻妾成群》（经张艺谋改编为《大红灯笼高高挂》）扬名国际的苏童，作品时而以南方故乡为主题，时而虚构历史化身帝王，对他来说，作家的自由不外乎可以循着自己的好奇心写作，他说：”身为作家，你永远都有某种自由，与社会对话或与社会保持距离的空间。” 成名作《糖》曾在中国被禁多年的棉棉，则坦承：”中国的确有sensor （言论管制），但那也不是问题，那是我们认同的一部份。大家都说要撞柏林墙，但我会说，先把自己心中那个柏林墙撞掉吧！”

为什麽写作？

写作的自由，对这两位来自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作家来说，有着非常不同的意义。但根本的原理其实是极为相近的：自由地书写自己关切的议题。成长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苏童，儿童时期的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惨酷毫无所觉。在阿姆斯特丹着名的小酒馆Luxumburg，啜饮着比利时啤酒，苏童悠然地回忆起这段奇特的童年：”孩子是很欢乐的，学校都关闭了，所以我是在街上长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很像中世纪、文艺复兴还没有发生，一个漫长黑暗蒙昧的时期，孩子的欢乐、纯真与无辜，对照社会气氛的肃杀，是非常特殊的回忆。儿童时期的感官特别敏感，我的童年经验因此成为我一生写作最重要的养分。” 

在阿姆斯特丹另一角，暂住在安娜法兰克故居的棉棉，则诞生在五光十色的上海市，年轻时曾经深陷酒精与毒品的深渊里，她从不遮隐这段过往，事实上她把当时经历的人事物全写进了她的成名作《糖》里。笔下一个个苍白的、在深渊在边缘挣扎寻找生命意义的年轻人，成了她作品中不断重复出现的角色。多年後，皈依佛教不烟不酒长年茹素的棉棉，写的还是那不朽的青春与同样的人性挣扎，她说：”我的作品是写给那些在边缘的人看的，那些觉得自己不属於中国、也不属於西方，听西方音乐长大，70、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她随後笑着补充：”我还没想清楚作为一个佛教徒要怎麽写作，比如说Sex到底能不能写啊？” 

读者断层与水准低落的出版业 

然而不管是苏童还是棉棉，面对急速变化的中国社会，都不得不面对读者流失的难题。前部长篇小说《河岸》写的是文革，但新的中国年轻人要不对文革历史缺乏兴趣，要不完全地欠缺知识，苏童不无遗憾地说：”尤其是85年後，政治符号越来越淡，原本真实的记忆变成书本上的记忆。喝可口可乐的孩子，说他们是中国人，其实跟香港、台湾、日本、韩国长大的孩子有什麽不一样呢？” 

棉棉作品的题材虽较贴近年轻人的生活，却也因长年被禁，除了跟随她的一群死忠读者，难以扩展读者群。棉棉更对中国极不专业的出版业颇有微词， 去年出版的《青少年无码与灰姑娘》在书局居然被摆入教科书柜了；几次尝试结合设计、艺术与文学的作品，也都因印刷品质低劣扼腕。棉棉说：”我拿到书一看都想哭了。” 

以对话化解对立

”写作在中国”座谈会也吸引了一群异议人士叁加，其中有法轮功的支持者质问两位作家为何不以人权律师高智晟生平写作，甚至连荷兰维吾尔族支持团都出席了。问到他对此事的想法，文坛中以性格温和着称的苏童口中冒出了火气。”我感觉到屈辱”，苏童说，”凭什麽一个中国作家到这里来就要回答这种问题？为什麽我们要当他们的药片，治疗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呢？ 

邀请苏童与棉棉到荷兰驻访的荷兰文学基金会（Nederlands Letterenfonds）成员Pieter Jan van der Veen，先前曾随荷兰作家代表团叁加今年的北京图书展，认为西方社会采取对立挑衅的态度无助於解决问题，他说：”我们接触了很多中国作家与出版商，大家都认为保持沟通管道的开放，是最重要的。谁知道荷兰作家的书会不会影响中国的读者，造成某种思想上的改变呢？如果坚持壁垒分明的立场，不愿意叁与对话，也就不可能促成任何改变了！”

悠游于古典与前卫之间 台湾表演艺术惊艳荷兰

by Agnes Chen (2011/09/23) “荷兰人对台湾的认识，多半止于七０、八０年代台湾大量代工的粗糙产品，’Made in Taiwan’的标签。他们不知道的是，台湾早已蜕变为一个高科技的现代民主国家，他们更不了解，台湾保存了丰富的中华文化，又有大批的年轻艺术家不断探索实验传统艺术的新表现形式。我们希望通过今日台北艺术节，让欧洲看见台湾的新面貌！”荷兰皇家热带戏院(Tropentheater)的节目总监Emiel Barendsen说。

今日台北 

从九月一直延伸到今年年底的今日台北(Taipei Today)艺术节，最重要的两个节目《风云》与实验京剧《霸王别姬—寻找失落的午后》，分别由两个台湾顶尖艺术表演团体舞蹈空间与国光剧团担纲演出，以传统京剧剧码霸王别姬为主题，以当代前卫的表演形式重新诠释项羽与虞姬千古不朽的爱情故事，更深入生之欲与死之惧的哲学课题，展现从悲剧中找到救赎的台湾式精神。不同于一般海外表演只提供场地，皇家热带剧院此次与表演团体合作监制新剧码，舞蹈空间的与国光剧团日前於热带戏院的表演因此带上”世界首映”的特殊意义。 

随後将登场的还有台原木偶剧团的《老鼠娶新娘》、1/2Q昆曲表演团的的《小船幻想诗》与杨德昌电影回顾展：http://www.tropentheater.nl/

时不力兮骓不逝，虞姬虞姬奈若何 

《霸王别姬—寻找失落的午后》以倒叙法破题，以项羽自刎后，阵亡的战士孤魂追述霸王一生，追究他鸿门宴上为忠义不杀刘邦，是他最大的败笔。随后的三、四幕以亡者的角度重现项羽被围，四面楚歌虞姬自刎，直至他逃至乌江边，与汉军奋战后自尽而亡。项羽的命运是历史的事实，正如开场时已言明他的兵败身亡，唯独剧中人在当下一无所知。然而若他们早知道命将如此，是否会改变作为、扭转命运？

导演李小平以彩衣、黑衣两个虞姬表现生与死的角力，即便在项羽势力鼎盛意气风发之时，死亡早已如影随形。唯独命运其实是性格的产物，就算参透了天意，人无法改变自己，一如他们无法改变命运。舞台上两个虞姬，一生一死，接替唱着虞姬的唱词，时而柔情婉转、时而阴厉逼人，无疑是《霸》剧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场景，也刻画出台湾表演艺术家重新省思传统与历史的深度。

前卫与传统的角力

舞蹈空间的《风云》则更尖刻地标志出台湾艺术家在前卫与传统之间的挣扎，以前卫的当代舞形式表现复杂的历史故事，无疑是台湾舞蹈艺术史上的创举，足见编舞家杨铭隆在云门舞集东方现代舞风格上另辟途径的野心。杨铭隆延续他先前即为成功的《东风》系列风格，将京剧的身段动作揉入舞蹈中，创造出水般柔软、又如风般凌烈的全新肢体语言。一如李小平的《霸王别姬》，杨铭隆思索历史命定的必然性，在无可免的历史悲剧后，回到开场时霸王与虞姬情意深厚的合舞，像是所有的悲伤都可以抹去，唯独在爱情里能够找到救赎。

创新的尺度越高，也越容易遭到批评。《风云》虽然受到荷兰观众的热烈欢迎，已有数个国际艺术节、表演团体表示希望与舞蹈空间合作，但现场也有少数华人观众，对这样的改编方式不已为然。对中国舞蹈艺术与音乐颇有研究的英国观众Jay Achterberg则认为前卫当代舞与传统舞的结合太突兀，在配乐运用上全然不顾乐曲曲意，只求音效，令他无法苟同。

政治？！太政治 

虽然艺术家们表示这纯粹是艺术创作、无关政治，台湾与中国的政治纠葛仍让观众有不少联想。曾经雄霸一时的项羽兵败被围，霸王别姬确实是围城里的爱情故事，让人想到困守岛国的蒋介石政权；而《风云》里一面象徵鲜血的大红旗，在退休的Volkskrant记者Albert Schipper眼中则成了中共的五星旗。舞台外，皇家热带戏院以”今日台北”替代”今日台湾”，算是符合了荷兰官方政策，但杂志的节目介绍上，却明白地指出：今日台北艺术节是庆祝台湾”建国一百年”的活动。

不论政治到底在这次艺术节中扮演什么角色，可以确知的是台湾政府在艺术人才培养上贡献了不少心力。舞蹈空间与国光戏团，都是得到政府全额支助的表演团体，出国表演也得到台湾文建会与驻荷兰台北办事处的大力支持。反观荷兰近来一连串删减文化预算的政策，长期代理亚洲表演艺术团体至欧美表演、今日台北艺术节最重要的推手，Anmaro表演艺术经纪公司负责人Robert van den Bos不无愤慨地说：”表演艺术不仅丰富当地文化，也为城市带来无限的商机，我觉得荷兰政府的作为相当不明智！”

在荷兰奢华古宅中遇见时尚中国

by Agnes Chen (2011/09/15)

在黄金时代，荷兰工匠仿效中国瓷器，创造出今日让荷兰人引以为豪的代尔夫特青花瓷；中国与荷兰的历史文化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密不可分。

 文/ Agnes Chen 陈宛萱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向来不放过任何生意机会的荷兰人，更加紧脚步与中国交流串连。好奇心与商机或许是他们的出发点，但交流激荡出来的丰富文化艺术对话，无疑才是两国经贸通商最难能可贵的果实。正如在黄金时代，荷兰工匠仿效中国瓷器，创造出今日让荷兰人引以为豪的代尔夫特青花瓷；中国与荷兰的历史文化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密不可分。

回顾这段历史，也希望重新打开对话的可能性，荷兰知名时尚设计师、策展人 Alexander van Slobbe 受邀监制一系列以中荷交流为灵感的全新时装，从布料、设计到制作，每一个小细节里都看得见数百年旖旎历史的交缀。Van Slobbe骄傲地说：”里头每一件作品都由中荷设计师联手制作，就像数百年前荷兰与中国工匠并肩工作一般！”

绅士古宅里的中国时尚

追忆黄金时代中荷紧密的商务与文化交流，Alexander van Slobbe选择在阿姆斯特丹着名的绅士古宅(Herenhuis) Willet-Holthuysen博物馆，展示这套取名为”Shanghai Gesture”的服装系列。不同于类似主题的展览通常强调东方与西方的对峙，Shanghai Gesture选择呈现古典与现代谐和的可能性；同时展现在古典与现代中，东西方其实一直就是如此共生共成。没有剑拔弩张的对立与谋合，却是从骨子里、起念里，就这么自然而然融入彼此；像是客厅一角静静矗立了数百年的中国粉彩瓷瓶，像是模特儿身上穿着中国丝料，剪裁成荷兰极简风洋装，领上绣了东方红丝的缀。

为了制作这套系列，van Slobbe先邀请在荷兰里特维德艺术学院(Rietveld Academy) 织品系二年级的学生参与衣料的设计与制作，再分别于上海与荷兰举办两个工作坊，邀请年轻设计师们合力创作。Van Slobbe 说：”年轻设计师勇于实验，作品常带来意外的惊喜。这也是我选择与学生合作的理由。”

隐藏与开放 — 镜照里的中国与荷兰

闻名世界的里特维德艺术学院，学生们自然也个个身怀绝技，大有来头。出生在纺织世家的Isa van Gool，已有20多年从事艺术剧场文化工作的经验，对她来说织品不只是织线与毛料的纠结，更夹带着创作者的意念与情感。从清朝时旅居中国的荷兰画家胡博‧华士 (Hubert Vos) 绘制的慈禧画像得到灵感，她将一张强势、冷峻的女人脸孔织进布料里，设计师Soepboer & Stooker接手将之制作成一件后领高耸深具女王架势的白色大衣。

同样毕业于里特维德的设计双人组Soepboer & Stooker表示，她们深受到胡博慈禧画像故事的吸引：”当时慈禧年纪有七十好几了，她要求胡博将她画年轻一点。所以画出来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美女，不是七十岁的老妇。为什么她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呢？” Soepboer & Stooker因此设计了另一套长袍，将胡博的慈禧画像翻印在袍上。当大衣里的女人面孔遮蔽不明，长袍上斗大的慈禧画像吐露的却仍远远地偏离真实。问及这是否是她们对中国封闭性格的批评，两位年轻设计师哈哈一笑说：”是可以这么说，至少对我们荷兰人来说，慈禧的行为是很难理解的。”

新黄金时代？

在荷兰政府的鼓励下，大批的荷兰设计师纷纷前往中国探路，真的待下来的人或许不多、藉此找到新合作机会的人也只是少数，但无论如何中西文化交流多少刺激了荷兰设计师与艺术家的想像力、开拓了他们寻找新灵感与素材的可能空间。但对中国本地的时尚圈来说，跨国交流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Alexander van Slobbe说：”目前在中国大部分的人民一般只对西方几个国际名牌有兴趣；但我相信，随着信息越来越流通，逐渐的人们会建立起个人化的品味。就中国自己的时尚圈来说，我很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民对传统东方元素的喜爱程度，似乎远不及西方。西方人反而更喜欢所谓的中国风！”

Shanghai Gesture展览即日起至11月13日于阿姆斯特丹Willet-Holthuysen美术馆展出；展览内容与计划详细过程与资料随后将汇集出书。

當面衝擊--年輕藝術家以藝術回應經費刪減威脅

By Agnes Chen (2010/08/08)

荷蘭畫家梵谷在世時只賣出過一幅畫，沒沒無名地死於異鄉。今日荷蘭的藝術家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讓荷蘭成為享譽國際的青年藝術家天堂，尤其是年輕藝術家津貼(startstipendium)更幫助了無數藝術家踏出成功的第一步。但在今年大選右翼政黨執政的趨勢逐漸明顯，文化藝術基金成為政府節省財政支出首要的刪減對象，讓藝術界人心惶惶。「廢除藝術家津貼，品質就會低落！」一位藝術家如此斷言。

正在這風雨飄搖的危機時刻，荷兰视觉艺术、设计和建筑基金会(BKVB Fonds), 在烏特勒支中央博物館(Utrecht Centraal Museum)舉辦的年輕藝術家津貼成果展Recht voor zijn Raap(當面衝擊)，驚人的創意與超年齡的藝術視野，就像打在政客臉上的一記耳光，證明津貼的確幫助藝術家們激發出超凡的藝術能量。策展人Marja Bosma表示：「最令人驚喜的是這些作品如此地多元，這些藝術家都非常年輕，作品卻非常地成熟。如果不是藝術家津貼，畢業後他們光是為了謀生就已經焦頭爛額，根本就不可能有錢、有時間創作這些作品！」

藝術天才需要環境扶持 

目前在國際上闖出名號的荷蘭藝術家，多半曾是年輕藝術家津貼的受益者。「當面衝擊」展覽從2006-2008年間接受津貼補助的350位藝術家中，選出31位作品最有衝擊性的藝術家作品，旨在呈現藝術如何挑戰我們的思維方式、提供反思的空間。如街頭塗鴉藝術家Sjocosjon在展場大廳牆上，以烏特勒支市的摩洛哥摩托車騎手為主題，直搗文化認同與藝術自由問題，譏諷現代商業社會透過廣告宣傳的造神活動。他表示藝術家津貼對他幫助良多：「我剛畢業時，為了餬口必須不停做各種商業性的計畫，腦中有很多想法，卻沒有金錢和時間去實現，直到申請到津貼才能夠鬆口氣。」

獲得荷蘭設計師大獎(Dutch Design Award 2009)的服裝設計師Iris van Herpen作品以前衛風格與精密手工聞名，遊走在藝術與時尚之間。芳齡不過25的她，野心與視野卻極為遠大，以一己之力投身3D立體列印技術 (3D printing，或tapid prototyping快速成型技術)在時尚設計上的應用。一年16000歐元的津貼雖然不足以支付她從事這個昂貴計畫的所有費用，至少讓她得到實踐的機會，她說：「如果沒有這個津貼，我想我不會有今天的成就，我做的選擇、走的方向都會有所不同。」

飄搖的藝術家天堂 

荷蘭目前除了各級政府與半官方基金會提供的獎助金、獎勵國際交流的藝術家駐點計畫、提供給外國藝術家特殊簽證與津貼，還有專為藝術家設計的社會福利系統，這套發起於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上世紀七０年代達到高點的文化藝術系統，在近年來開始承受經濟學家與政治人物的批評。許多人認為太多的津貼與獎助會使藝術家「懶惰」、只製作曲高和寡的藝術品，認為該放任市場機制決定，淘汰「注定成功無望的藝術家」。

參展者之一的瑞典籍紀錄片導演Jennifer Pettersson表示荷蘭的藝術獎助系統是她選擇在荷蘭居留和工作的最主要理由，雖然年輕藝術家津貼對她的事業發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卻質疑荷蘭「大舉發放」的獎助系統可能會讓許多平庸藝術家從事無謂的掙扎，不如將資源集中在少數真正優秀的藝術家身上。

提供機會與創作自由 

看在在藝術圈裡打滾20多年的專業策展人Marja Bosma的眼中，這些批評誇大了藝術家接受政府補助的幅度，她也反對減少受獎人數同時提高獎助金額的作法：「我覺得荷蘭藝術界最大的問題在於供給過剩，每年藝術學院的畢業生實在太多了，從人數上來看，其中成功申請到補助的人還不到10%。審核的標準已經夠高了，如果再加以限制，藝術發展的多元性和豐富性就會受到影響。」

Iris van Herpen則對津貼的真正作用下了一個結論：「獎助金的金額雖不多，但也本該如此。如果某些人想得到許多錢，他們應該自己去搞商業計畫來賺這些錢。就是因為錢不多，才會迫使你去思考怎樣運用它最恰當。重點正在於給越多越好的優秀年輕藝術家一個實現理想的機會。廢除獎助金系統，就會損害藝術家創作的自由！」

里特維德經典建築走進iPhone手機

紅藍椅、柏林椅、施洛德住宅，荷蘭近代最著名的建築師與設計師里特維德的作品享譽全球，甚至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人類文化遺產。但自詡為「勞工階級英雄」的里特維德最愛的其實是建造給中低收入民眾的大規模公共住宅。遍及荷蘭各地的這類建築看似難以尋覓，但有了結合衛星導航系統的iPhone程式，才驚覺原來里特維德就在我們身邊！

by Agnes Chen (2010/07/19) 
紅藍椅、柏林椅、施洛德住宅，荷蘭近代最著名的建築師與設計師里特維德的作品享譽全球，甚至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人類文化遺產。但自詡為「勞工階級英雄」的里特維德最愛的其實是建造給中低收入民眾的大規模公共住宅。遍及荷蘭各地的這類建築看似難以尋覓，但有了結合衛星導航系統的iPhone程式，才驚覺原來里特維德就在我們身邊！ 

荷蘭現代建築享譽全球，知名建築師如庫哈斯（Rem Koolhaas）的作品更是遍及世界各角落，北京中央電視台大膽創新的造型不僅成為新地標，也顯示出荷蘭建築師過人的前瞻視野。然而他的成功並非偶然，而是來自幾世代淵遠的創意養分。將近百年前，當強調復古的裝飾主義(Art deco)風格還鋪蓋著世界各大都會的主要景觀，荷蘭建築師里特維德(Gerrit Thomas Rietveld)已經開始思索未來。深信建築應該回應人類的基本需要、擔負起打破社會階級結構的重任，里特維德建造出強調功能性、造價相對低廉的現代主義建築，成為今日建築最根本的依據。

重新認識里特維德 

為了讓世人們認識里特維德在世界建築史中的地位，里特維德的故鄉、荷蘭烏特列支市從今年6月24日里特維德的生日開始，推出一整年的「里特維德年」(Rietveldjaar)活動。「更重要的是讓人們在生活中重新發現里特維德，」主辦單位烏特列支中央博物館（Centraal Museum Utrecht)新聞發言人Marije Douma說，「許多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建築風格，當時被認為是驚世駭俗之作。但現在你走過那些他蓋的大型公寓建築，你根本就想不到這些看似極為現代的建築物是在七、八十年前建造的。」 Marije Douma解釋，這也是為何為期一年的「里特維德年」(Rietveldjaar)，會以一系列強調里特維德現代建築的活動為起點。

首先推出的「里特維德建築」iPhone程式結合Google地圖的衛星導航功能(Rietveled Architecture, http://www.rietveldjaar.nl/)，會自動搜尋離使用者所在地點最近的里特維德建築物，從被列為人類文化遺產的施洛德住宅(Rietveld Schröder House)，到外觀與剛蓋好的公寓大樓別無二致的Erasmuslaan公寓與Toermalijnlaan公寓，近百個鄰近烏特列支市的地點民眾都可以按圖索驥、前往一覽究竟。許多里特維德建築的住戶也會在特定的日期，對參觀者開啟大門，分享居住在建築大師作品中的感受。

走在時代前端的建築理想家

生於1888年的里特維德出身工匠，懷抱著理想未來人人平等的憧憬，他鄙棄傳統中產階級精雕細琢工藝的美學，矢志創造出中性、現代化、造價相對低廉的傢俱與建築物。他在荷蘭風格派運動(De Stijl)中找到靈感與知音，他的傢俱作品如紅藍椅與柏林椅、甚至建築物如施洛德住宅，被譽為是風格派大師蒙德里安作品的立體化呈現。 在所有的里特維德建築物中，施洛德住宅無疑最具體呈現了他的建築與設計理念。

建於1929年的施洛德住宅，簡單的幾何造型與紅藍黃原色外漆，仍讓人眼睛一亮。這棟為楚絲‧施洛德太太及其三名子女量身打造的房子，最特別的是二樓起居空間，結合了餐廳、起居室、三間臥室、書房等區域，卻不以固定的牆壁切割空間，而是以活動的隔板做任何臨時性的區隔。為了極致化狹小空間的功能性，每一吋空間都得到充分的利用，隱藏儲物空間的巧思連八十年後的家居業者都無從望其項背。

世界文化遺產 

自1986年楚絲‧施洛德將其捐給烏特列支市後，施洛德住宅即成為中央博物館的一部份，開放給一般民眾參觀。館員Edgar Riessen表示，每年至少有120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里特維德迷來此朝聖，其中不乏建築或設計從業人士，「參觀者通常說他們深受啟發、不虛此行！」他不無驕傲地說。導覽員Samatha Thole則指出，因為建築與內部陳設已有近百年歷史，必須小心維護，展示活動隔板與傢俱時，她都會戴上手套，民眾入場參觀時也被要求穿上鞋套以保護地板，但還是不時有人自己動手開櫃子、甚至弄壞了傢俱，她心疼地說：「要記得這可是世界文化遺產，裡頭的每一件器物都是價值連城的無價之寶呢！」 

烏特列支中央博物館的新聞發言人Marije Douma表示，與里特維德陷入情網廝守到生命終點的楚絲‧施洛德也把里特維德一些手稿、文件、生活用品捐給了博物館，豐富了原本就以世界上最大型的里特維德收藏聞名的中央博物館館藏；這些難得一見的里特維德私人物件，將與他的傢俱作品於十月起在中央博物館展出。

抗拒羞恥與遺忘—印尼慰安婦道出二戰往事

By Agnes Chen (2010/05/14)

「那真是太痛苦了，就好像天空裂開了、墜落到了地上那麼地痛苦，我的身體永遠也忘不了這種痛苦。」- Icih，《羞愧與無辜》(Schaamte en Onschuld)，Hilde Janssen

每年五月份是荷蘭慶祝二戰解放與追憶罹難軍民的時節，然而在花圈與老兵流淚懷舊的面容外，二戰慰安婦的故事卻逐漸遺忘在歷史的陳跡中。上世紀八０年代末期，韓國的慰安婦首先出面指控日軍在二戰時的暴行，國際輿論迫使日本成立亞洲婦女基金會，向慰安婦支付約五百萬日元的賠償金，卻加上「若接受賠償，則放棄控告日本政府的權利」的但書，因此在估計約二十萬人的慰安婦中，只有266人提出申請補償。 近年來雖然相關的直接證據逐漸浮出檯面，美國和荷蘭國會也在2007年提出正式的抗議，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婦正式致歉並給予金錢的賠償，但日本政府從未正式承認「慰安婦」的存在，並在2007年終結亞洲婦女基金會。

壓制與遺忘 

然而在所有的國家中，印尼慰安婦的處境似乎最維艱。在蘇拉托政府刻意的壓制下，絕大多數的慰安婦證詞從未被採集，日本政府雖然與印尼政府商談了一筆賠償基金，這筆錢卻從來沒有到達慰安婦的手中。長期在印尼擔任荷蘭媒體通訊員、從事記者工作的人類學研究者Hilde Jassen，憂心隨著慰安婦逐漸凋零逝去，這段歷史會永久地消逝，於是積極投入慰安婦的訪談與紀錄，深入印尼村落鄉野，採集了50位慰安婦的故事。

曾以《戰爭的痕跡》為題、拍攝二戰時被日軍強迫做苦役的勞工，荷蘭攝影師Jan Banning也隨後加入Hilde Jassen的行列，拍攝慰安婦的肖像。目前在烏干達拍攝新素材的Banning在接受電話專訪中說：「那些現在已高齡八十多歲的慰安婦們，在我們訪問她們的時候，多半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談起這段經驗。因為她們自己和所處的社會對此感到羞恥，一直把它當作秘密深藏起來！」

羞恥與痛楚

Hilde Janssen表示，在計畫初期原本他們也想接觸荷籍的慰安婦，卻沒有人願意接受採訪與拍攝，她說：「那種深刻的羞恥感是所有有類似遭遇的婦女共通的痛楚，即便是在開放的荷蘭，她們也不願讓別人知道她們的遭遇。」她回憶起與一位熱衷於協助慰安婦的印尼婦女活動人士之間的對話：「她告訴我她覺得這些女人至少要負百分之五十的罪責，因為她們’放棄抗拒、投降了’。」Janssen接著說：「就連跟她們站在同一陣線的人都有這種想法，就不難想像為何這’放棄’的罪惡感、羞恥感，會深深地糾纏著她們。」 然而身為慰安婦的痛苦也不僅僅是受虐的那幾年罷了，Janssen表示，許多的婦女因為身心嚴重受創，多半無法擁有幸福的婚姻或生育小孩。在極度仰賴子女安養老年的印尼，表示她們的晚景十分淒涼，絕大多數人生活非常艱難。Janssen說：「她們遭遇的痛苦，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她們的生命裡。然而慰安婦的的遭遇

並不只是歷史，現在在非洲、中南美洲、東南亞，軍隊時常使用強暴婦女當作羞辱對方的武器，慰安婦的故事讓我們認識到這種暴行的後果有多麼深遠，提醒我們必須採取行動對抗這種暴行！」

影像的控訴 

Banning 為受訪慰安婦拍攝的肖像，目前正在荷蘭鹿特丹市的Kunsthal美術館展出。以「捕捉她們受摧殘的生命中，仍保有尊嚴、價值的那一面」為概念，一張張巨大的肖像、一對對質問的眼睛，深深地震撼了參觀的民眾。相約來參觀這個展覽的Susan Lenzen 與Marielle Nijssen表示，除了為這些婦女感到同情、不忍外，慰安婦的「羞恥」讓她們深感震撼；聽到荷蘭慰安婦拒絕受訪，她們更是不敢相信這會發生在開放的荷蘭。

Marielle Nijssen 則表示她覺得荷蘭媒體對衝突地區中的婦女處境報導得太少，通常只著重在軍事行動與傷亡的報導；然而身為一般平民，她們懷疑自己能做的貢獻有多少。深思了幾秒鐘後，Susan Lenzen說：「也許就是透過不斷地討論這些課題，讓媒體、政治人物意識到這問題的重要性吧！這些暴行的後遺症實在太深遠了！」

娼妓街—紅燈區藝術見證阿姆斯特丹30年演變

by Agnes Chen (2010/04/28)

「我小時候在阿姆斯特丹的紅燈區長大，夾在雜貨店、蔬果店之間就是一扇扇的櫥窗，’阿姨們’在裡頭工作，我們都覺得那是件很尋常的事情，一點也不奇怪。」前來參觀《娼妓街》展覽的阿姆斯特丹市民如此說。

美國藝術家夫婦Edward 與Nancy Kienholz的大型裝置藝術 《娼妓街》，以真人尺寸的塑模人形展現荷蘭紅燈區八零年代的真實面貌，在作品完成20多年後，終於首度在荷蘭本土展出。策劃這次展覽的荷蘭阿姆斯特丹歷史博物館策展人Annemarie de Wildt表示，《娼妓街》展覽旨在喚起人們對娼妓合法化問題更深層的省思，她說：「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目前正忙著改造紅燈區，然而此舉可能迫使妓女走入地下，使她們的生活處境更加惡化。」

娼妓街

《娼妓街》（Hoerengracht）之名取自阿姆斯特丹開滿畫廊、最具文化氣息的「紳士運河」(Harengracht)街，幾個字母之別，卻標誌出上流與下流社會的雲泥之別。Kienholz夫婦的《娼妓街》呈現數個紅燈區櫥窗的真實景致，有的妓女悠閒地讀雜誌化妝，有的百無聊賴的望著窗外發呆；有的自得其樂，有的神情空虛悲傷。窗戶與人偶臉上滴淋著不知是雨還是淚水的液體，每個人頭上都帶著一個開啟的玻璃方塊盒，象徵著櫥窗裡的妓女們就像盛在玻璃餅盒的點心，暴露自己讓顧客挑選消費。

雖然《娼妓街》的妓女衣不蔽體、任人窺看，她們的櫥窗房間相較於現在紅燈區裡的實景，顯得人性的多。策展人Annemarie de Wildt說：「現在的櫥窗簡直跟廁所差不多，只重功能性取向。《娼妓街》顯示當時的櫥窗更像是妓女們的住所、工作室。」

紅燈區30年來的演變

除了實體展覽，《娼妓街》展覽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一系列追隨Nancy Kienholz重返紅燈區的紀錄片。近30年後再度回到紅燈區，Nancy Kienholz惋惜紅燈區過往親密、自由的氣氛已然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性工業的冰冷與非人性。其中一段影片訪問一名退休的紅燈區巡邏警員，他表示四十多年前紅燈區的妓女多半是被未婚生子的荷蘭婦女，為了支付養育孩子的費用，在此租個櫥窗掙皮肉錢。但現在紅燈區已少見荷蘭婦女，多半是來自東歐與其他貧窮國家的外國移民。

這個事實也讓阿姆斯特丹紅燈區近年來飽受各界批評，認為是以合法手段掩飾婦女買賣的犯罪行為。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因此從2008年開始推動「聯合項目1012」計畫（1012為紅燈區的郵編），一方面加強監督以打擊犯罪，一方面將櫥窗空間改造為藝術家、設計師工作室，希望以此讓紅燈區的街景更多元化、更有文化氣息。自此紅燈區的女郎櫥窗數量已大幅減少。

反應兩極

正如同人們對待娼妓合法化的觀感相當兩極，阿姆斯特丹市民對「1012」計畫也有著非常不同的的看法。前來參觀的Loes女士認為娼妓業將女性肉體當作商品銷售，本來就不應該合法化給予鼓勵，因此相當贊成市政府的整頓措施。在紅燈區長大的Karin Bekker則認為女郎櫥窗是阿姆斯特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試圖改造紅燈區只會剝奪妓女合法工作的權利，或逼迫當地的性工業者往他處聚集。

也是阿姆斯特丹土生土長的策展人Annemarie de Wildt則對紅燈區有著相當複雜的感受，她說：「當我走在紅燈區街上，一方面我為那些女人感到悲傷，我不能想像為何有人可以忍受如此地暴露自己；另一方面，我又感到驕傲，因為阿姆斯特丹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城市，可以容許性工業公開營運。」她笑著說：「我只能說還好我不是阿姆斯特丹市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