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究底，这场”使命感”的争论，其实来自於西方人对中国作家言论自由的疑虑。虽然苏童与棉棉的着作早有荷文译本，但会场上听不见针对他们作品进行的讨论，众人关切的还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冲撞极权铁幕”这类的课题。然而”作家的自由”到底是什麽？正如Edzard Mik後来承认的，荷兰作家不见得比中国作家自由，”虽然我们不必畏惧我们的政府，但商业价值还是要考虑的”，他说。
以《妻妾成群》（经张艺谋改编为《大红灯笼高高挂》）扬名国际的苏童，作品时而以南方故乡为主题，时而虚构历史化身帝王，对他来说，作家的自由不外乎可以循着自己的好奇心写作，他说：”身为作家，你永远都有某种自由，与社会对话或与社会保持距离的空间。”
成名作《糖》曾在中国被禁多年的棉棉，则坦承：”中国的确有sensor （言论管制），但那也不是问题，那是我们认同的一部份。大家都说要撞柏林墙，但我会说，先把自己心中那个柏林墙撞掉吧！”
为什麽写作？
写作的自由，对这两位来自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作家来说，有着非常不同的意义。但根本的原理其实是极为相近的：自由地书写自己关切的议题。成长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苏童，儿童时期的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惨酷毫无所觉。在阿姆斯特丹着名的小酒馆Luxumburg，啜饮着比利时啤酒，苏童悠然地回忆起这段奇特的童年：”孩子是很欢乐的，学校都关闭了，所以我是在街上长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很像中世纪、文艺复兴还没有发生，一个漫长黑暗蒙昧的时期，孩子的欢乐、纯真与无辜，对照社会气氛的肃杀，是非常特殊的回忆。儿童时期的感官特别敏感，我的童年经验因此成为我一生写作最重要的养分。”
在阿姆斯特丹另一角，暂住在安娜法兰克故居的棉棉，则诞生在五光十色的上海市，年轻时曾经深陷酒精与毒品的深渊里，她从不遮隐这段过往，事实上她把当时经历的人事物全写进了她的成名作《糖》里。笔下一个个苍白的、在深渊在边缘挣扎寻找生命意义的年轻人，成了她作品中不断重复出现的角色。多年後，皈依佛教不烟不酒长年茹素的棉棉，写的还是那不朽的青春与同样的人性挣扎，她说：”我的作品是写给那些在边缘的人看的，那些觉得自己不属於中国、也不属於西方，听西方音乐长大，70、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她随後笑着补充：”我还没想清楚作为一个佛教徒要怎麽写作，比如说Sex到底能不能写啊？”
读者断层与水准低落的出版业
然而不管是苏童还是棉棉，面对急速变化的中国社会，都不得不面对读者流失的难题。前部长篇小说《河岸》写的是文革，但新的中国年轻人要不对文革历史缺乏兴趣，要不完全地欠缺知识，苏童不无遗憾地说：”尤其是85年後，政治符号越来越淡，原本真实的记忆变成书本上的记忆。喝可口可乐的孩子，说他们是中国人，其实跟香港、台湾、日本、韩国长大的孩子有什麽不一样呢？”
棉棉作品的题材虽较贴近年轻人的生活，却也因长年被禁，除了跟随她的一群死忠读者，难以扩展读者群。棉棉更对中国极不专业的出版业颇有微词， 去年出版的《青少年无码与灰姑娘》在书局居然被摆入教科书柜了；几次尝试结合设计、艺术与文学的作品，也都因印刷品质低劣扼腕。棉棉说：”我拿到书一看都想哭了。”
以对话化解对立
”写作在中国”座谈会也吸引了一群异议人士叁加，其中有法轮功的支持者质问两位作家为何不以人权律师高智晟生平写作，甚至连荷兰维吾尔族支持团都出席了。问到他对此事的想法，文坛中以性格温和着称的苏童口中冒出了火气。”我感觉到屈辱”，苏童说，”凭什麽一个中国作家到这里来就要回答这种问题？为什麽我们要当他们的药片，治疗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呢？
邀请苏童与棉棉到荷兰驻访的荷兰文学基金会（Nederlands Letterenfonds）成员Pieter Jan van der Veen，先前曾随荷兰作家代表团叁加今年的北京图书展，认为西方社会采取对立挑衅的态度无助於解决问题，他说：”我们接触了很多中国作家与出版商，大家都认为保持沟通管道的开放，是最重要的。谁知道荷兰作家的书会不会影响中国的读者，造成某种思想上的改变呢？如果坚持壁垒分明的立场，不愿意叁与对话，也就不可能促成任何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