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与灾后重生--纪录片探索不为人知的中国故事

遥远中国的真实影像，在一面中国热的风潮下，吸引了好奇的西方人民前往观赏一探究竟；在另一端，中国纪录片的导演们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希望将不为人知的”真实”中国故事介绍给西方观众。然而观众们到底可以从中认识到多少中国的”真实”面貌，又要如何从导演选择后的视角看见他们想看见的事实，仍是一个未知数。

 by Agnes Chen （2011/11/25)

两年前描述中国春节返乡潮的《归途列车》夺得荷兰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双年展大奖后，中国纪录片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大影展与观众的重视。遥远中国的真实影像，在一面中国热的风潮下，吸引了好奇的西方人民前往观赏一探究竟；在另一端，中国纪录片的导演们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希望将不为人知的”真实”中国故事介绍给西方观众。然而观众们到底可以从中认识到多少中国的”真实”面貌，又要如何从导演选择后的视角看见他们想看见的事实，仍是一个未知数。

两部2011年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双年展的中国参展影片《活着》与《临刑会见》(Dead Men Talking，暂译)，一个由生、一个由死，一个由庶民、一个由体制的角度来诉说导演眼中的”中国故事”。本台记者专访这两部影片的导演与制片人，深入了解他们作品的使命与客观限制。

不为人知的灾民故事 

中国纪录片导演范俭的《活着》纪录了四川大地震后，一对痛失子女的夫妻接受人工生育疗程的经历。中国人对传宗接代养儿育女的特别重视，加上一胎化政策影响，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孩子。为了补偿灾民中国政府提供两次免费人工生育疗程，不少痛失子女的母亲因此矢志当高龄产妇，历经漫长痛苦的疗程，只为给死去的孩子一个重生的机会。影片也记录了灾民们在临时搭建的板屋里栖身多年，才等到了得以安身的居所；对他们来说，再美好的未来都比不过灾前的世界，中国发展建设的快速向前与灾民的频频回顾形成强烈对比。

选择不在地震发生后立即进行拍摄，导演范俭认为他无法在当时的混乱与悲惨，保持纪录片工作者的冷静与理性；再者，他深知自己的长项在捕捉人际间细腻的情感，在于诉说平凡故事的动人之处。他说：”我们想通过这个家庭生育的过程，让观众看到生命的无常之外，生命 ’有常’的那一面，那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必须一直往前走。”

不为人知的中国死刑 

另一部在这次影展中备受瞩目的影片，是以中国死刑制度为题《临刑会见》。然而死刑只是背景，主角其实是河南法治频道极受欢迎的新闻性节目《临刑会见》，于2006年播出以来，节目主持人丁瑜访问了数百名等待行刑的死刑犯。除大略地介绍中国相关死刑的司法系统与现状，影片多半只侧拍节目小组的工作流程，穿插大量对丁瑜进行的访谈；在制作公司大陆桥的网站上，更直称此片为河南法治频道《临刑会见》的国际版。大陆桥文化发展公司海外部负责人Steven Seidenberg坦承这部影片还需重新剪辑，并不讳言拍摄动机是商业考量，事实也证明死刑题材确实让国外电视台、影展趋之若鹜；但对他这样一个道地的中国通来说，这影片还有另一个目的：让西方观众看见中国死刑制度并不如想像中野蛮。

Steven Seidenberg说：”你会以为，在中国被判死刑就是立刻抓去处决了；其实在中国所有死刑案都必须经过三级法院的审核确认，如果高级法院认为这个人不应该判死刑，就算犯人自己不抗告，他们也会主动介入要求下级法院重新考量；充分显示出对人命的尊重。加上现在推行的两年缓期无犯罪改无期徒刑制度，真正的死刑执行人数已大为降低。”他认为这部影片已达成他期待的效果，在播放后的问答时间里，”没有人讨论废除死刑与人权问题，观众只觉得很好奇、想知道更多，”他说。

商业考量与敏感题材 

Steven Seidenberg不断强调他想让西方观众看见”事实”，当记者问及他如此为中国司法制度辩护，是否认为其他揭露中国黑狱毒打司法腐败等问题的报导并非”事实”？他笑了笑说：”一部影片一次只能说一个议题嘛，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体制。”他又补充：”我们是一家商业公司，有商业的考量。先跟这些单位建立好关系，取得他们的信任，才可以拍到更深入的东西。”

钱对许多纪录片导演来说，或许不是那么重要，但却仍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就跟大部分的中国纪录片导演一样，范俭也是先自掏腰包拍片，他笑着说：”就自己拍，拍完了也不知道要卖给谁。”直到与制片梁为超合作，意识到资金与发行渠道的重要性，他才陆续从日本NHK电台与半岛电台得到足够的资金，提高了影片的品质，足以让他到四川进行九次拍摄，与拍摄对象叶红梅夫妇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让他们愿意在他面前展现最真实最私密的一面。

选择以情感出发来呈现地震，是否为了避免敏感话题？他不置可否地说：”当然批判、揭露的角度还是有问题的，有些题材就是不能碰。这个我们非常了解。不过就我自己来说呢，我比较喜欢从家庭与情感出发，我想说的是真正的中国普通人的故事。” 在金钱与言论管制的层层限制下，突破重围到达西方观众面前的中国影像，无可避免地只是故事的片面、甚至是带着特定观点的诠释，只愿观众们将此当作寻觅”真实中国”的起点，而非终点。

在荷兰奢华古宅中遇见时尚中国

by Agnes Chen (2011/09/15)

在黄金时代，荷兰工匠仿效中国瓷器，创造出今日让荷兰人引以为豪的代尔夫特青花瓷；中国与荷兰的历史文化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密不可分。

 文/ Agnes Chen 陈宛萱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向来不放过任何生意机会的荷兰人，更加紧脚步与中国交流串连。好奇心与商机或许是他们的出发点，但交流激荡出来的丰富文化艺术对话，无疑才是两国经贸通商最难能可贵的果实。正如在黄金时代，荷兰工匠仿效中国瓷器，创造出今日让荷兰人引以为豪的代尔夫特青花瓷；中国与荷兰的历史文化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密不可分。

回顾这段历史，也希望重新打开对话的可能性，荷兰知名时尚设计师、策展人 Alexander van Slobbe 受邀监制一系列以中荷交流为灵感的全新时装，从布料、设计到制作，每一个小细节里都看得见数百年旖旎历史的交缀。Van Slobbe骄傲地说：”里头每一件作品都由中荷设计师联手制作，就像数百年前荷兰与中国工匠并肩工作一般！”

绅士古宅里的中国时尚

追忆黄金时代中荷紧密的商务与文化交流，Alexander van Slobbe选择在阿姆斯特丹着名的绅士古宅(Herenhuis) Willet-Holthuysen博物馆，展示这套取名为”Shanghai Gesture”的服装系列。不同于类似主题的展览通常强调东方与西方的对峙，Shanghai Gesture选择呈现古典与现代谐和的可能性；同时展现在古典与现代中，东西方其实一直就是如此共生共成。没有剑拔弩张的对立与谋合，却是从骨子里、起念里，就这么自然而然融入彼此；像是客厅一角静静矗立了数百年的中国粉彩瓷瓶，像是模特儿身上穿着中国丝料，剪裁成荷兰极简风洋装，领上绣了东方红丝的缀。

为了制作这套系列，van Slobbe先邀请在荷兰里特维德艺术学院(Rietveld Academy) 织品系二年级的学生参与衣料的设计与制作，再分别于上海与荷兰举办两个工作坊，邀请年轻设计师们合力创作。Van Slobbe 说：”年轻设计师勇于实验，作品常带来意外的惊喜。这也是我选择与学生合作的理由。”

隐藏与开放 — 镜照里的中国与荷兰

闻名世界的里特维德艺术学院，学生们自然也个个身怀绝技，大有来头。出生在纺织世家的Isa van Gool，已有20多年从事艺术剧场文化工作的经验，对她来说织品不只是织线与毛料的纠结，更夹带着创作者的意念与情感。从清朝时旅居中国的荷兰画家胡博‧华士 (Hubert Vos) 绘制的慈禧画像得到灵感，她将一张强势、冷峻的女人脸孔织进布料里，设计师Soepboer & Stooker接手将之制作成一件后领高耸深具女王架势的白色大衣。

同样毕业于里特维德的设计双人组Soepboer & Stooker表示，她们深受到胡博慈禧画像故事的吸引：”当时慈禧年纪有七十好几了，她要求胡博将她画年轻一点。所以画出来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美女，不是七十岁的老妇。为什么她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呢？” Soepboer & Stooker因此设计了另一套长袍，将胡博的慈禧画像翻印在袍上。当大衣里的女人面孔遮蔽不明，长袍上斗大的慈禧画像吐露的却仍远远地偏离真实。问及这是否是她们对中国封闭性格的批评，两位年轻设计师哈哈一笑说：”是可以这么说，至少对我们荷兰人来说，慈禧的行为是很难理解的。”

新黄金时代？

在荷兰政府的鼓励下，大批的荷兰设计师纷纷前往中国探路，真的待下来的人或许不多、藉此找到新合作机会的人也只是少数，但无论如何中西文化交流多少刺激了荷兰设计师与艺术家的想像力、开拓了他们寻找新灵感与素材的可能空间。但对中国本地的时尚圈来说，跨国交流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Alexander van Slobbe说：”目前在中国大部分的人民一般只对西方几个国际名牌有兴趣；但我相信，随着信息越来越流通，逐渐的人们会建立起个人化的品味。就中国自己的时尚圈来说，我很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民对传统东方元素的喜爱程度，似乎远不及西方。西方人反而更喜欢所谓的中国风！”

Shanghai Gesture展览即日起至11月13日于阿姆斯特丹Willet-Holthuysen美术馆展出；展览内容与计划详细过程与资料随后将汇集出书。

爵士不老 上海和平饭店老乐手舞动北海爵士音乐节

by Agnes Chen (2011/07/12)

酒是越陈越香，爵士乐就像酒一样，越经典的曲目越是香醇。当流行乐迷追踪每周的最新金曲，一首70年前的老歌，却仍然能让爵士乐迷低回不已，眼眶冒出泪水。爵士不老，上海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团证明了，爵士乐手也绝不凋零，生命的最后一口气都要用来吹响萨克斯风的高音。

老年乐团的西方之旅 

曾经获美国知名《新闻周刊》评鉴为”世界最顶级的爵士酒吧”的上海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团，成立三十年来不仅是旅居上海西方人的精神绿洲，更成为上海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虽然他们时常受邀进行跨国界的演出，形迹遍及亚洲，今年受到荷兰鹿特丹北海爵士音乐节（North Sea Jazz Festival）表演，却是他们的首次欧洲经验。一向以前卫酸爵士与蓝调音乐闻名的北海爵士音乐节，也因为他们的表演，填补了了经典摇摆爵士的缺口；几首经典夜上海老歌把荷兰观众带回歌舞笙平的上海黄金年代，一首鹿特丹的老歌更让不少听众伸高双手，随着音乐哼唱摇摆。

抚慰乡愁 

平均年龄高达68岁的上海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团，首创团员就已经是满发斑白的交响乐团退役老乐手，故名之”老年乐团”。三十年后创始团员一一离团逝世，只剩下高龄78岁的黑管乐手孙继斌传续老年乐团的传奇。问起为何当初创立时会选择老乐手，孙继斌呵呵一笑，说：”因为只有我们还记得那些老旋律！再来因为我们有很丰富的人生经历，特别能理解听众的心。来听我们演奏的，多半是旅行到中国的西方人，我们会看看当天听众是哪国人多来调整曲目，很多人听到故乡的歌曲，感动得哭了。”

谈起老年爵士乐团创立的始末，孙继斌更是有说不完的故事。”那是三十年前的圣诞节，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很多西方人来到中国。专门照管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的外事处，把我们几个人召集起来，让我们演奏点西方的音乐，让他们在中国也能找到点家的感觉。后来变成一周演奏三天，但他们觉得这样还不够，希望我们天天演奏。” 如此一周七天，三十年如一日，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团成了上海市不可或缺的旋律之一。

见证历史的音乐传奇 

虽然乐团的每个乐手都经历过中国近代颠颇不安的历史，日军倾华、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等，想必对他们的生活亦有强烈的冲击，但他们宁可对此一笑置之，不愿再多费唇舌。但只要谈起音乐谈起旧日繁华的上海，他们又滔滔不绝了起来，孙继斌说：”解放前的上海非常地热闹，当时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电影，电影里播了什么样的曲子，我们就会去店里买谱子练习。这么多年后，那些旋律还在我们脑子里，我们就演奏这些曲子。”

在老年爵士乐团之前，一些团员也时常在招待外宾的招待所里表演，孙继斌说：”很多人都不了解，（许多中共高层）对西方音乐的认识其实是很深的，从他们点的歌就可以看出来。”老年爵士乐团成立后，这些退役乐手找到人生的新目标，更因为和平饭店贵客云集，让他们有机会结识西方重要政治人物，甚至同台演出。从前任丹麦大使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他们都有故事可以分享。”常常有客人自己带乐器来加入表演，克林顿访问中国时，带了萨克斯风来和平饭店，我想他应该是计划来跟我们一起玩的，可惜后来行程改变，他吃顿饭就走了”，孙继斌笑着说。

音乐丰富人生 

上海老年爵士乐团的故事感动了德国纪录片导演Uli Gaulke，让他远渡重洋到中国寻觅这群老当益壮的爵士乐手，又带着摄影机一路跟随他们到荷兰。成长在共产时代东德的Gaulke年轻时也个小喇叭手，曾经参与无数官方举办的活动，他说：”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何不想多谈过去的事，也很有可能对他们来说，情况并不如外人想像的糟。外面的人很难想像，当你生活在一个体制里头，这个体制对你来说变成生活的一部份。以我的例子来说，那其实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时光。”

“因为有音乐，你有一个你可以抓住的东西；他们的音乐让他们到了这个年纪，精神身体都还很健朗”，Gaulke说。被他称为”中国父亲”的孙继斌则笑着说：”我们是全世界所有老人的朋友，欢迎老人们来加入我们、听我们的音乐！” 老年爵士乐团的纪录片预计在明年完成推出。

RNW 石頭與槍 ─ 各方看維吾爾族海牙中國使館前示威事件

「他們拿槍射殺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親人，我們丟石頭有什麼不對？」 維吾爾族人Pasibam 激動地說。Pasibam是7月6日海牙中國大使館前示威中被逮捕的142名抗議人士之一，以政治難民身分來荷的他，目前正勤修荷文，準備往科技電子方面深造。但新疆暴動的消息一傳出，他和其他的維無爾族學生再無法置身事外，組織起在中國大使館前的示威活動。（擊點"Read More"閱讀全文）

原文刊載於荷蘭國際廣播電台中文網站：www.rnw.nl/zh-hans/中文/article/各方看维族人海牙中国使馆前示威事件（簡體版）

文 / 陳宛萱

「他們拿槍射殺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親人，我們丟石頭有什麼不對？」 維吾爾族人Pasibam 激動地說。Pasibam是7月6日海牙中國大使館前示威中被逮捕的142名抗議人士之一，以政治難民身分來荷的他，目前正勤修荷文，準備往科技電子方面深造。但新疆暴動的消息一傳出，他和其他的維無爾族學生再無法置身事外，組織起在中國大使館前的示威活動。


「鬧也是死，不鬧也是死 」
Pasibam回憶起抗議當天的情景︰「剛開始時氣氛真的很平和，但半途中我們陸續接到來自家鄉的電話、家人寄來的實況影音，告訴我們漢人回擊報復，很多無辜的維吾爾族人受到波及，老幼婦孺無一幸免。悲痛之餘，場面逐漸失控，有人開始對大使館砸石頭」。

荷蘭維吾爾族支持團會長Giyratjan Rozi也參與了當天的示威活動，雖然不認同部分示威人士砸石頭的暴力行徑，但他對他們的心情逐行倒相制當能夠理解，他說︰「很多人覺得『鬧也是死，不鬧也是死』。示威進行到一半時，中國大使館突然抬出大燈與攝影機，拍攝示威群眾，不少人擔心自己會被紀錄下來、連累在家鄉的親人，情緒開始浮躁起來。」 Pasibaum則說︰「我當然也擔心事後清算，但我們的族人正在流血，我們不能再躲了﹗」




7月8日由荷蘭維吾爾支持團策劃在阿姆斯特丹水壩廣場上的示威活動和平落幕，沒有造成任何的衝突。（維吾爾支持團提供）


種族衝突
Pasibaum認為中國共產黨政府必須為維吾爾自治區的種族衝突負起全責，他表示︰「長久以來中國媒體將維吾爾族人塑造成罪犯、小偷，造成漢人與維族人之間的對立。維吾爾族人受到歧視，許多當地公司甚至在求職告示明白標示︰『只限漢人』，讓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難以謀生。」 而維吾爾族傳統文化受到打壓，則是Giyratjan Rozi心中最大的隱憂，他說︰「我們不能講自己的語言，唱自己的歌，穿自己的傳統服飾。」

然而荷蘭華人商業人才協會（Dragons Businessclub）會長黃尊光對此卻有相當不同的看法。在荷蘭出生長大的他去年參加Going Dutch 2008慈善萬里車行活動，從阿姆斯特丹一路開車到北京市與北京奧運會共襄盛舉，經過新疆地區時，他對當地濃濃的文化風情印象深刻︰「很難相信這也是中國的一部份，維吾爾族人有自己的語言，當地標語告示通常也是雙語並行，我相信他們的確有相當程度的文化與宗教上的自由。」


反應與餘波
黃尊光也認為維族人在海牙中國使館前的抗議活動，恐怕不會得到正向的回應︰「對荷蘭政府來說，與中國的經貿合作絕對站在第一優先。」此外他對示威者擲石破壞的行為非常不能認同，他表示︰ 「暴力行徑對他們的形象有害無益，應該盡量用和平模式解決。」在台夫特攻讀數學博士的李姓中國留學生則質疑此示威活動的代表性，他指出︰「喊得最響的人喊出來的不一定是真理﹗」 他呼籲西方媒體應該多方深入調查以了解新疆暴動的真相。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荷蘭辦公室在日前發出的聲明稿中，則對中國日后如何處理新疆暴動中遭逮捕的維族人感到憂心。亞太區副主席 Roseann Rife在聲明中指出新疆共產黨高級官員表達應對暴動者「處以極刑」的說法，影響被捕者公平受審的權益。他呼籲中國在后續處理上秉持公正、公開的精神，對事件展開深入調查，釋放那些只實行集會遊行權利、沒有介入暴動的民眾。針對海牙中國使館前示威維族遭逮捕一事，國際特赦組織荷蘭辦公室發言人 Yvette Hoogerwerf 表示由於他們尚未掌握所有的相關訊息，對此不便發表意見。



荷蘭維吾爾支持團會長Giyratjan Rozi在Wereldpand的辦公室裡高掛東突厥史丹共和國的旗幟，身邊掛著一幅達賴喇嘛的相片，達賴喇嘛被他奉為「世界上爭取主權與文化自由之民族的共同精神領袖」。另一側則掛著在1949年墜機逝世的東突厥史丹共和國總理阿合買提江之照片。（陳宛萱 攝）

RNW 台湾人看西藏问题

谈起西藏是否独立问题，少有中国人能不义愤填膺，相形之下，台湾人关注西藏问题的热烈程度显然偏低。但在西方媒体的眼中，台湾与西藏议题常被划上等号，也有着唇亡齿寒的密切关系。然而台湾人自己怎么看西藏问题？西藏问题能否与台湾议题相提并论？ （擊點"Read More" 閱讀全文）


台湾人看西藏问题

圖/文： 陈宛萱 Agnes Chen

22-05-2009

原文刊載於荷蘭國際廣播電台中文網站：
http://www.rnw.nl/zh-hans/%E4%B8%AD%E6%96%87/article/%E5%8F%B0%E6%B9%BE%E4%BA%BA%E7%9C%8B%E8%A5%BF%E8%97%8F%E9%97%AE%E9%A2%98

谈起西藏是否独立问题，少有中国人能不义愤填膺，相形之下，台湾人关注西藏问题的热烈程度显然偏低。但在西方媒体的眼中，台湾与西藏议题常被划上等号，也有着唇亡齿寒的密切关系。然而台湾人自己怎么看西藏问题？西藏问题能否与台湾议题相提并论？




2008年3月27日为抗议中国镇压西藏，七名藏人、五名台湾人
在中正纪念堂前絕食静坐四十九个小时。身后为在陈水扁任内由
「大中至正」改名的「自由广场」牌碑（见下图），隐隐呼应了
扁政府期间支持西藏流亡政府与独立活动的西藏政策，
随着政党轮替走入了尴尬的政治边角。

达赖喇嘛六月初将应邀来荷访问，在荷兰侨界引起不少争议。在荷定居的中国人已经摩拳擦掌准备组织抗争，另一方面荷兰人与华侨则多半对此甚表欢迎。夹居其间的台湾留学生却显得有些置身事外，就读于代尔夫特大学电机系博士班的楊姓留学生认为，台湾人对西藏真正的历史与风土民情了解不多，"总觉得那是别人的事"；同时他也认为西方媒体对西藏报导带有特定政治色彩，忽略了西藏从13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份，谈"自治"或许比"独立"可行的多。在格罗宁根大学攻读材料系博士学位的梁崇文也对西藏独立的可能性持着悲观的看法，但他支持"所有争取自由、改善人民生活的行动。"

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份
对大部分台湾人来说，西方媒体大肆渲染中国1959年"入侵"西藏的说法，听来是有点奇怪的，毕竟至今台湾中小学地理课本里的中华民国地图仍包含西藏，历史课本里讲的是西藏长久来隶属于中国、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然而这论调里多少有点一厢情愿的色彩，数年前台湾教育部曾考虑把蒙古从教科书中的中华民国地图上拿掉，甚至还引起"谁把秋海棠变成老母鸡"的争论（台湾根本国土教育形容中华民国国土如一叶美丽的秋海棠，没了蒙古后，状似一只老母鸡），无视蒙古早在 1961年即为联合国成员的事实。

事实上台湾目前尚有司掌蒙藏业务的"蒙藏委员会"，创立七十多年来，一直作为中华民国政府管理蒙古与西藏地区的官方单位与沟通窗口；而直到台湾政治改革前夕，国民大会里也有藏族代表。西藏做为中华民国的一部份，是广为接受的事实。因应时代与国际情势的变化，近年来蒙藏委员会改以服务全球各地的蒙藏人士为主，其中也包括印度、尼泊尔的流亡藏区，从医疗服务到公共卫生宣导，辅导手工艺创业到协助农业改良，以及蒙藏学术文化交流，都是他们的业务目标。但说到是否支持西藏流亡政府，蒙藏委员会主任秘书钱世英言辞颇为保守地说："我们没有支持或不支持的立场，只有尊重和祝福。"





西藏报导的蓝绿两色
西藏与台湾议题是否又如西方媒体报导中的那般休憩相关呢？实际上，台湾与西藏命运真正紧紧相系的时间不过是短短的数个星期。去年3月发生的西藏动乱事件，正逢台湾总统大选前夕，背负着八年执政劣绩包袱的泛绿（民进党、本土派）阵营，立即抓准这个时机，大幅度在泛绿媒体报导、讨论西藏议题。前副总统吕秀莲甚至称"西藏抗暴"为"天佑台湾"，可以让台湾人民"认清中共政权的真面目"，有助于民进党选情。选前最后一夜的造势晚会，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为西藏抗暴的牺牲者致哀，并强调"不要让台湾变成第二个西藏"。

另一方面，泛蓝阵营也不轻易放过西藏议题。国民党候选人、现今的马英九总统，在西藏暴动消息传出第一时间，即抢先表示"不排除抵制奥运"，随后又在访问中表态"愿意让西藏自治"。

相比之下，泛蓝媒体的西藏报导则不如泛绿媒体狂热。两派媒体对西藏暴动的报导不仅在量上有别，也有词汇与观点的差异。绿派媒体从头至尾使用"西藏抗暴"一词，强调西藏人民对抗中国威权、惨遭血腥镇压。在泛蓝媒体则偶见直接引用中国新华社的影像、呈现喇嘛砸店放火的画面，并且访问在拉萨被波及的台商，描述其身陷"西藏暴动"的切身经验。但共同的一点却是，总统选举一过，西藏动乱的话题也随之消声灭迹。





扁马政府西藏政策迥异

台湾与西藏交流频密程度，也跟台湾蓝绿政权的轮替有关。两蒋时期，台湾政府对与西藏流亡政府接触并没有多少兴趣，本土派的李登辉一上台，立即开启了达赖喇嘛1997年访台的契机；他的第二次访台也是在民进党籍总统陈水扁的任内成行的。马英九政府上台政党轮替后，除了转以和谈方式对待中国，对西藏问题态度也有改变。去年12月达赖喇嘛表示希望再度访问台湾，即遭马英九以"时机不宜"婉拒。对此，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的董事长达瓦才仁倒表现得颇为豁达："达赖喇嘛应邀出访一向都是客随主便，马总统与台湾政府觉得不方便，是情有可原，当然也不必勉强。"

除了邀请达赖来访外，陈水扁在2003年更促成台湾西藏文化交流基金会，成为台湾对西藏流亡政府新的准官方交流通道，由民间单位的身份提供藏区人道援助、农业发展、文化交流的服务，弥补流亡政府对蒙藏委员会缺乏信赖的问题。马政府上台后，这个基金会随即面临资源断绝、准备关门的命运，目前已无新的活动。


宗教意义重于政治意义

然而对一般台湾人、尤其是在台五十万藏传佛教信徒来说，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的身份，远比他作为西藏流亡政府政治领袖的职责来得重要的多。曾任台湾西藏文化交流基金会副秘书长、长期关注西藏与藏传佛教议题的翁仕杰认为，藏传佛教是全世界的文化遗产，其慈悲与智慧的精神对在资本主义功利斗争下痛苦不堪的人们，是一帖良药，他强调："保存西藏文化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翁仕杰表示，中国政府无法理解西藏人民保存其自身文化的决心，如此观念不改，西藏问题永无解决之日。他也担心青藏铁路开通后，中国对西藏的控制更加严密，有可能会引起西藏人民更大的反感；但身为相信人性本善的学佛人，他乐观地预测："也许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资讯流通，对西藏文化的接触与了解越来越多，政策的基础或许会有所改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