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恶唐人街里的华人绅士：一个不同凡响的早期华人故事

挂着木板招牌穿越大街小巷兜售饼乾的花生货郎，是早期荷兰华人移民最为人熟知的身影。 从昔日的赤贫到今日的小康巨富，这艰辛的百年奋斗史是华人社群最津津乐道的题材。然而这故事却只是真实历史的一小部分，事实是当时的华人社群赌场鸦片馆黑帮充斥，各大集会其实跟犯罪组织没有两样。

文/ Agnes Chen (2011/12/18) 

挂着木板招牌穿越大街小巷兜售饼乾的花生货郎，是早期荷兰华人移民最为人熟知的身影。 从昔日的赤贫到今日的小康巨富，这艰辛的百年奋斗史是华人社群最津津乐道的题材。然而这故事却只是真实历史的一小部分，事实是当时的华人社群赌场鸦片馆黑帮充斥，各大集会其实跟犯罪组织没有两样。

唐人街：严禁荷兰人进入 

关起门来，屋里毒品黑金横流，荷兰警方突不破门口高挂的 ”严禁荷兰人进入”，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偶尔街上看见一摊血迹、一把凶刀，尸体与凶手皆无处可循，目击者说什麽也没看到；活生生就是杰克尼克尔森主演的《唐人街》（Chinatown）。 Marco Mok的祖父莫士齐（Tos-si Mok）就是这混乱时代里的风云人物，天资聪颖勇於冒险，让他短期致富，却也因此与黑道组织产生冲突，导致他三十六岁便英年早逝。带着两个稚龄幼儿的荷兰遗孀在他身亡後陷入经济窘境，或是出於怨怼，在孩子面前只字不提莫士齐往事。这反倒让Marco Mok对祖父的一生产生浓厚兴趣，多年追查後终於拼凑出他那高傲不凡的身影，却也意外地挖掘出华人历史不那麽光彩的一面。

神秘的中国人

根据Marco Mok的调查，来自香港的莫士齐是在1915年左右先到了英国，再辗转到了荷兰。当时不过是少年的他外型高大俊挺，身手非凡，与其他两人共组Choy-san-Hee Troupe杂技团，荷兰各大重要的表演场地如阿姆斯特丹的Carré、海牙的Kurhaus等等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也曾多次巡回欧洲表演。深受欢迎的他们被称为”神秘的三个中国人”，事实上後期加入了一个荷兰人Karel Brouwer，唯独Brouwer在海报上被画成中国人的样貌，以维持西方观众对中国真功夫的翩翩联想。 Karel Brouwer後来成为荷兰杂技界要人，在一次访谈中他追溯Choy-san-Hee往事：”在比利时同一场表演有两个中国团，Choy-san-Hee要求另一个团在表演完後提他们的名字，让他们一起出场谢幕，没想到对方忘记了。两方人因此生了嫌隙，在舞台上打了起来。因为两方都是真功夫，打完架後，观众居然觉得这场架是整晚表演最精彩的部分，还给他们献花致谢！”

荷兰的中国绅士 

莫士齐在Choy-san-Hee的表演生涯历时约莫十年，在这段期间，他结识阿姆斯特丹的船业富家小姐，两人坠入情网。为了与莫士齐结婚，她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富有语言天赋的莫士齐在妻子的教导下，说着一口好荷语，让他顺利地在船公司找到华工宿舍管理的高薪工作，随後迁居鹿特丹，成为人人羡慕的船务经理。在最高峰的时候，不只是华人、所有在亚洲做生意的人都得与他套套关系。因为他的语言能力、也因为他人脉极广，法庭央请他在涉及华人的案件充作口译；他的身影因此遍及当时华人社群重大事件，成为战前荷兰最重要的华人达要之一。

船务经理虽然坐享高薪，却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举凡开关走私偷渡之窗口甚至是择人任用的公务，总是动辄得咎；莫士齐之前的船务经理即遭枪杀身亡。再者他在法庭也常经手谋杀、组织犯罪的案件，容易得罪人。Marco Mok找到一份1928年的文件，指莫士齐因检举他所属的华人团体沦为赌场组织，被黑帮悬赏3000荷盾的狙杀令。然而莫士齐并没有因此胆怯，他还是继续穿梭在仕绅之间，穿着他昂贵的订制西服，留下一幅又一幅英气勃发的肖像。

纳粹电影中的华人身影 

三０年代荷兰经济衰退，华工首当其冲，身无分文又无法返家的他们卖起了花生饼乾。在这样惨澹的时机里，莫士齐听闻德国纳粹宣传电影需要大量的华人当临时演员，每人每天可领取2.5荷盾的薪水，远优於一般临工工作，便组织了300人准备到德国柏林的片厂拍片。这部名为《Flüchtlinge》（难民）的电影，描述德裔俄国移民占据一列火车，逃往满州国的冒险故事。反抗苏联共产主义、向日本盟友的满洲政权示好的纳粹题材，让华人社群大感不安，担心这会影响荷兰社会对华人的看法，因此想尽办法阻挠。莫士齐收到死亡威胁；在出发当天，更有大批反对民众包围火车站，双方大打出手。

最後仅有半数的华工登上火车，在火车离站之时，甚至传出了数声枪响。Marco Mok并不讳言，莫士齐此举并非纯粹的利他行为，因为他可从每人身上抽取四分之一的佣金。火车上百馀民华工挤在狭隘的货仓，而莫士齐却安适地坐在头等舱里。对他来说，莫士齐到底是告密的投机份子，还是一个有理想原则的仕绅，是一个无解的谜，正如祖父的死，他说：”报纸上说无法断定是他杀还是自杀，我当时还是小女孩的姑姑坚持说是自杀。我只知道他是受枪伤而死，但理由是什麽？我想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追寻失落的家族历史

莫士齐去世时，Marco Mok的父亲不过两岁，两名幼龄子女在荷兰母亲的教养下，对中国文化与自己父亲的历史一无所知。35年前莫士齐的遗孀去世後，他生命的痕迹似乎也随之烟消云散，直到Marco Mok决心探询祖父的历史。他说：”大概是十年前开始吧，我每年花一天的时间，完全地投入在追查他的生平历史上。”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天，他却已经累积不少的文献资讯，也找到许多早被遗忘的、对战前荷兰华人社群的报导与研究。这些资料中的华人身影，是荷兰华人亟欲摆脱的负面形象，在百年华人的叙述中不见踪影，仿若未曾存在。 然而对Marco Mok来说，这是真实的历史，长存在他家族的血脉中，无从抵赖。他将继续地探索那逝去时代的真实历史，他祖父的故事。今年的那一天，要追查些什麽呢？Marco Mok认真地想了想，说：”我想找到祖父的家人！”

死刑与灾后重生--纪录片探索不为人知的中国故事

遥远中国的真实影像，在一面中国热的风潮下，吸引了好奇的西方人民前往观赏一探究竟；在另一端，中国纪录片的导演们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希望将不为人知的”真实”中国故事介绍给西方观众。然而观众们到底可以从中认识到多少中国的”真实”面貌，又要如何从导演选择后的视角看见他们想看见的事实，仍是一个未知数。

 by Agnes Chen （2011/11/25)

两年前描述中国春节返乡潮的《归途列车》夺得荷兰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双年展大奖后，中国纪录片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大影展与观众的重视。遥远中国的真实影像，在一面中国热的风潮下，吸引了好奇的西方人民前往观赏一探究竟；在另一端，中国纪录片的导演们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希望将不为人知的”真实”中国故事介绍给西方观众。然而观众们到底可以从中认识到多少中国的”真实”面貌，又要如何从导演选择后的视角看见他们想看见的事实，仍是一个未知数。

两部2011年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双年展的中国参展影片《活着》与《临刑会见》(Dead Men Talking，暂译)，一个由生、一个由死，一个由庶民、一个由体制的角度来诉说导演眼中的”中国故事”。本台记者专访这两部影片的导演与制片人，深入了解他们作品的使命与客观限制。

不为人知的灾民故事 

中国纪录片导演范俭的《活着》纪录了四川大地震后，一对痛失子女的夫妻接受人工生育疗程的经历。中国人对传宗接代养儿育女的特别重视，加上一胎化政策影响，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孩子。为了补偿灾民中国政府提供两次免费人工生育疗程，不少痛失子女的母亲因此矢志当高龄产妇，历经漫长痛苦的疗程，只为给死去的孩子一个重生的机会。影片也记录了灾民们在临时搭建的板屋里栖身多年，才等到了得以安身的居所；对他们来说，再美好的未来都比不过灾前的世界，中国发展建设的快速向前与灾民的频频回顾形成强烈对比。

选择不在地震发生后立即进行拍摄，导演范俭认为他无法在当时的混乱与悲惨，保持纪录片工作者的冷静与理性；再者，他深知自己的长项在捕捉人际间细腻的情感，在于诉说平凡故事的动人之处。他说：”我们想通过这个家庭生育的过程，让观众看到生命的无常之外，生命 ’有常’的那一面，那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必须一直往前走。”

不为人知的中国死刑 

另一部在这次影展中备受瞩目的影片，是以中国死刑制度为题《临刑会见》。然而死刑只是背景，主角其实是河南法治频道极受欢迎的新闻性节目《临刑会见》，于2006年播出以来，节目主持人丁瑜访问了数百名等待行刑的死刑犯。除大略地介绍中国相关死刑的司法系统与现状，影片多半只侧拍节目小组的工作流程，穿插大量对丁瑜进行的访谈；在制作公司大陆桥的网站上，更直称此片为河南法治频道《临刑会见》的国际版。大陆桥文化发展公司海外部负责人Steven Seidenberg坦承这部影片还需重新剪辑，并不讳言拍摄动机是商业考量，事实也证明死刑题材确实让国外电视台、影展趋之若鹜；但对他这样一个道地的中国通来说，这影片还有另一个目的：让西方观众看见中国死刑制度并不如想像中野蛮。

Steven Seidenberg说：”你会以为，在中国被判死刑就是立刻抓去处决了；其实在中国所有死刑案都必须经过三级法院的审核确认，如果高级法院认为这个人不应该判死刑，就算犯人自己不抗告，他们也会主动介入要求下级法院重新考量；充分显示出对人命的尊重。加上现在推行的两年缓期无犯罪改无期徒刑制度，真正的死刑执行人数已大为降低。”他认为这部影片已达成他期待的效果，在播放后的问答时间里，”没有人讨论废除死刑与人权问题，观众只觉得很好奇、想知道更多，”他说。

商业考量与敏感题材 

Steven Seidenberg不断强调他想让西方观众看见”事实”，当记者问及他如此为中国司法制度辩护，是否认为其他揭露中国黑狱毒打司法腐败等问题的报导并非”事实”？他笑了笑说：”一部影片一次只能说一个议题嘛，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体制。”他又补充：”我们是一家商业公司，有商业的考量。先跟这些单位建立好关系，取得他们的信任，才可以拍到更深入的东西。”

钱对许多纪录片导演来说，或许不是那么重要，但却仍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就跟大部分的中国纪录片导演一样，范俭也是先自掏腰包拍片，他笑着说：”就自己拍，拍完了也不知道要卖给谁。”直到与制片梁为超合作，意识到资金与发行渠道的重要性，他才陆续从日本NHK电台与半岛电台得到足够的资金，提高了影片的品质，足以让他到四川进行九次拍摄，与拍摄对象叶红梅夫妇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让他们愿意在他面前展现最真实最私密的一面。

选择以情感出发来呈现地震，是否为了避免敏感话题？他不置可否地说：”当然批判、揭露的角度还是有问题的，有些题材就是不能碰。这个我们非常了解。不过就我自己来说呢，我比较喜欢从家庭与情感出发，我想说的是真正的中国普通人的故事。” 在金钱与言论管制的层层限制下，突破重围到达西方观众面前的中国影像，无可避免地只是故事的片面、甚至是带着特定观点的诠释，只愿观众们将此当作寻觅”真实中国”的起点，而非终点。

中国作家的使命感？--专访苏童与棉棉

文/ Agnes Chen (2011/10/24) 中国作家是否特别有使命感？这个问题在一场名为”写作在中国” (Writing in China)的座谈会上，意外地成为热门话题。与会的荷兰作家Edzard Mik提出中国作家在政治与社会风气的限制下，比西方作家更热衷於改变社会，更具有使命感。在他的眼中，西方作家通常较为自我，不认为作家有义务改正社会问题，拒绝介入政治议题，更鲜少考虑他们作品对读者的影响。

正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作家驻访的中国作家苏童与棉棉，是这场座谈会的主讲者，他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了Edzard Mik的发言。”很多人过度夸大作家的责任，我认为作家不是雷霆霹雳，作家只是一盏灯光”，苏童说：”如果这盏灯可以吸引几千个人，那也就足够了”。而棉棉更是直接了当地说：”写作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事。我觉得我的书，世界各地的人都写得出来，只是这次是被一个中国人写出来了。”

写作的自由 

追根究底，这场”使命感”的争论，其实来自於西方人对中国作家言论自由的疑虑。虽然苏童与棉棉的着作早有荷文译本，但会场上听不见针对他们作品进行的讨论，众人关切的还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冲撞极权铁幕”这类的课题。然而”作家的自由”到底是什麽？正如Edzard Mik後来承认的，荷兰作家不见得比中国作家自由，”虽然我们不必畏惧我们的政府，但商业价值还是要考虑的”，他说。 

 以《妻妾成群》（经张艺谋改编为《大红灯笼高高挂》）扬名国际的苏童，作品时而以南方故乡为主题，时而虚构历史化身帝王，对他来说，作家的自由不外乎可以循着自己的好奇心写作，他说：”身为作家，你永远都有某种自由，与社会对话或与社会保持距离的空间。” 成名作《糖》曾在中国被禁多年的棉棉，则坦承：”中国的确有sensor （言论管制），但那也不是问题，那是我们认同的一部份。大家都说要撞柏林墙，但我会说，先把自己心中那个柏林墙撞掉吧！”

为什麽写作？

写作的自由，对这两位来自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作家来说，有着非常不同的意义。但根本的原理其实是极为相近的：自由地书写自己关切的议题。成长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苏童，儿童时期的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惨酷毫无所觉。在阿姆斯特丹着名的小酒馆Luxumburg，啜饮着比利时啤酒，苏童悠然地回忆起这段奇特的童年：”孩子是很欢乐的，学校都关闭了，所以我是在街上长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很像中世纪、文艺复兴还没有发生，一个漫长黑暗蒙昧的时期，孩子的欢乐、纯真与无辜，对照社会气氛的肃杀，是非常特殊的回忆。儿童时期的感官特别敏感，我的童年经验因此成为我一生写作最重要的养分。” 

在阿姆斯特丹另一角，暂住在安娜法兰克故居的棉棉，则诞生在五光十色的上海市，年轻时曾经深陷酒精与毒品的深渊里，她从不遮隐这段过往，事实上她把当时经历的人事物全写进了她的成名作《糖》里。笔下一个个苍白的、在深渊在边缘挣扎寻找生命意义的年轻人，成了她作品中不断重复出现的角色。多年後，皈依佛教不烟不酒长年茹素的棉棉，写的还是那不朽的青春与同样的人性挣扎，她说：”我的作品是写给那些在边缘的人看的，那些觉得自己不属於中国、也不属於西方，听西方音乐长大，70、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她随後笑着补充：”我还没想清楚作为一个佛教徒要怎麽写作，比如说Sex到底能不能写啊？” 

读者断层与水准低落的出版业 

然而不管是苏童还是棉棉，面对急速变化的中国社会，都不得不面对读者流失的难题。前部长篇小说《河岸》写的是文革，但新的中国年轻人要不对文革历史缺乏兴趣，要不完全地欠缺知识，苏童不无遗憾地说：”尤其是85年後，政治符号越来越淡，原本真实的记忆变成书本上的记忆。喝可口可乐的孩子，说他们是中国人，其实跟香港、台湾、日本、韩国长大的孩子有什麽不一样呢？” 

棉棉作品的题材虽较贴近年轻人的生活，却也因长年被禁，除了跟随她的一群死忠读者，难以扩展读者群。棉棉更对中国极不专业的出版业颇有微词， 去年出版的《青少年无码与灰姑娘》在书局居然被摆入教科书柜了；几次尝试结合设计、艺术与文学的作品，也都因印刷品质低劣扼腕。棉棉说：”我拿到书一看都想哭了。” 

以对话化解对立

”写作在中国”座谈会也吸引了一群异议人士叁加，其中有法轮功的支持者质问两位作家为何不以人权律师高智晟生平写作，甚至连荷兰维吾尔族支持团都出席了。问到他对此事的想法，文坛中以性格温和着称的苏童口中冒出了火气。”我感觉到屈辱”，苏童说，”凭什麽一个中国作家到这里来就要回答这种问题？为什麽我们要当他们的药片，治疗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呢？ 

邀请苏童与棉棉到荷兰驻访的荷兰文学基金会（Nederlands Letterenfonds）成员Pieter Jan van der Veen，先前曾随荷兰作家代表团叁加今年的北京图书展，认为西方社会采取对立挑衅的态度无助於解决问题，他说：”我们接触了很多中国作家与出版商，大家都认为保持沟通管道的开放，是最重要的。谁知道荷兰作家的书会不会影响中国的读者，造成某种思想上的改变呢？如果坚持壁垒分明的立场，不愿意叁与对话，也就不可能促成任何改变了！”

在荷兰奢华古宅中遇见时尚中国

by Agnes Chen (2011/09/15)

在黄金时代，荷兰工匠仿效中国瓷器，创造出今日让荷兰人引以为豪的代尔夫特青花瓷；中国与荷兰的历史文化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密不可分。

 文/ Agnes Chen 陈宛萱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向来不放过任何生意机会的荷兰人，更加紧脚步与中国交流串连。好奇心与商机或许是他们的出发点，但交流激荡出来的丰富文化艺术对话，无疑才是两国经贸通商最难能可贵的果实。正如在黄金时代，荷兰工匠仿效中国瓷器，创造出今日让荷兰人引以为豪的代尔夫特青花瓷；中国与荷兰的历史文化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密不可分。

回顾这段历史，也希望重新打开对话的可能性，荷兰知名时尚设计师、策展人 Alexander van Slobbe 受邀监制一系列以中荷交流为灵感的全新时装，从布料、设计到制作，每一个小细节里都看得见数百年旖旎历史的交缀。Van Slobbe骄傲地说：”里头每一件作品都由中荷设计师联手制作，就像数百年前荷兰与中国工匠并肩工作一般！”

绅士古宅里的中国时尚

追忆黄金时代中荷紧密的商务与文化交流，Alexander van Slobbe选择在阿姆斯特丹着名的绅士古宅(Herenhuis) Willet-Holthuysen博物馆，展示这套取名为”Shanghai Gesture”的服装系列。不同于类似主题的展览通常强调东方与西方的对峙，Shanghai Gesture选择呈现古典与现代谐和的可能性；同时展现在古典与现代中，东西方其实一直就是如此共生共成。没有剑拔弩张的对立与谋合，却是从骨子里、起念里，就这么自然而然融入彼此；像是客厅一角静静矗立了数百年的中国粉彩瓷瓶，像是模特儿身上穿着中国丝料，剪裁成荷兰极简风洋装，领上绣了东方红丝的缀。

为了制作这套系列，van Slobbe先邀请在荷兰里特维德艺术学院(Rietveld Academy) 织品系二年级的学生参与衣料的设计与制作，再分别于上海与荷兰举办两个工作坊，邀请年轻设计师们合力创作。Van Slobbe 说：”年轻设计师勇于实验，作品常带来意外的惊喜。这也是我选择与学生合作的理由。”

隐藏与开放 — 镜照里的中国与荷兰

闻名世界的里特维德艺术学院，学生们自然也个个身怀绝技，大有来头。出生在纺织世家的Isa van Gool，已有20多年从事艺术剧场文化工作的经验，对她来说织品不只是织线与毛料的纠结，更夹带着创作者的意念与情感。从清朝时旅居中国的荷兰画家胡博‧华士 (Hubert Vos) 绘制的慈禧画像得到灵感，她将一张强势、冷峻的女人脸孔织进布料里，设计师Soepboer & Stooker接手将之制作成一件后领高耸深具女王架势的白色大衣。

同样毕业于里特维德的设计双人组Soepboer & Stooker表示，她们深受到胡博慈禧画像故事的吸引：”当时慈禧年纪有七十好几了，她要求胡博将她画年轻一点。所以画出来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美女，不是七十岁的老妇。为什么她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呢？” Soepboer & Stooker因此设计了另一套长袍，将胡博的慈禧画像翻印在袍上。当大衣里的女人面孔遮蔽不明，长袍上斗大的慈禧画像吐露的却仍远远地偏离真实。问及这是否是她们对中国封闭性格的批评，两位年轻设计师哈哈一笑说：”是可以这么说，至少对我们荷兰人来说，慈禧的行为是很难理解的。”

新黄金时代？

在荷兰政府的鼓励下，大批的荷兰设计师纷纷前往中国探路，真的待下来的人或许不多、藉此找到新合作机会的人也只是少数，但无论如何中西文化交流多少刺激了荷兰设计师与艺术家的想像力、开拓了他们寻找新灵感与素材的可能空间。但对中国本地的时尚圈来说，跨国交流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Alexander van Slobbe说：”目前在中国大部分的人民一般只对西方几个国际名牌有兴趣；但我相信，随着信息越来越流通，逐渐的人们会建立起个人化的品味。就中国自己的时尚圈来说，我很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民对传统东方元素的喜爱程度，似乎远不及西方。西方人反而更喜欢所谓的中国风！”

Shanghai Gesture展览即日起至11月13日于阿姆斯特丹Willet-Holthuysen美术馆展出；展览内容与计划详细过程与资料随后将汇集出书。

爵士不老 上海和平饭店老乐手舞动北海爵士音乐节

by Agnes Chen (2011/07/12)

酒是越陈越香，爵士乐就像酒一样，越经典的曲目越是香醇。当流行乐迷追踪每周的最新金曲，一首70年前的老歌，却仍然能让爵士乐迷低回不已，眼眶冒出泪水。爵士不老，上海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团证明了，爵士乐手也绝不凋零，生命的最后一口气都要用来吹响萨克斯风的高音。

老年乐团的西方之旅 

曾经获美国知名《新闻周刊》评鉴为”世界最顶级的爵士酒吧”的上海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团，成立三十年来不仅是旅居上海西方人的精神绿洲，更成为上海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虽然他们时常受邀进行跨国界的演出，形迹遍及亚洲，今年受到荷兰鹿特丹北海爵士音乐节（North Sea Jazz Festival）表演，却是他们的首次欧洲经验。一向以前卫酸爵士与蓝调音乐闻名的北海爵士音乐节，也因为他们的表演，填补了了经典摇摆爵士的缺口；几首经典夜上海老歌把荷兰观众带回歌舞笙平的上海黄金年代，一首鹿特丹的老歌更让不少听众伸高双手，随着音乐哼唱摇摆。

抚慰乡愁 

平均年龄高达68岁的上海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团，首创团员就已经是满发斑白的交响乐团退役老乐手，故名之”老年乐团”。三十年后创始团员一一离团逝世，只剩下高龄78岁的黑管乐手孙继斌传续老年乐团的传奇。问起为何当初创立时会选择老乐手，孙继斌呵呵一笑，说：”因为只有我们还记得那些老旋律！再来因为我们有很丰富的人生经历，特别能理解听众的心。来听我们演奏的，多半是旅行到中国的西方人，我们会看看当天听众是哪国人多来调整曲目，很多人听到故乡的歌曲，感动得哭了。”

谈起老年爵士乐团创立的始末，孙继斌更是有说不完的故事。”那是三十年前的圣诞节，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很多西方人来到中国。专门照管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的外事处，把我们几个人召集起来，让我们演奏点西方的音乐，让他们在中国也能找到点家的感觉。后来变成一周演奏三天，但他们觉得这样还不够，希望我们天天演奏。” 如此一周七天，三十年如一日，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团成了上海市不可或缺的旋律之一。

见证历史的音乐传奇 

虽然乐团的每个乐手都经历过中国近代颠颇不安的历史，日军倾华、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等，想必对他们的生活亦有强烈的冲击，但他们宁可对此一笑置之，不愿再多费唇舌。但只要谈起音乐谈起旧日繁华的上海，他们又滔滔不绝了起来，孙继斌说：”解放前的上海非常地热闹，当时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电影，电影里播了什么样的曲子，我们就会去店里买谱子练习。这么多年后，那些旋律还在我们脑子里，我们就演奏这些曲子。”

在老年爵士乐团之前，一些团员也时常在招待外宾的招待所里表演，孙继斌说：”很多人都不了解，（许多中共高层）对西方音乐的认识其实是很深的，从他们点的歌就可以看出来。”老年爵士乐团成立后，这些退役乐手找到人生的新目标，更因为和平饭店贵客云集，让他们有机会结识西方重要政治人物，甚至同台演出。从前任丹麦大使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他们都有故事可以分享。”常常有客人自己带乐器来加入表演，克林顿访问中国时，带了萨克斯风来和平饭店，我想他应该是计划来跟我们一起玩的，可惜后来行程改变，他吃顿饭就走了”，孙继斌笑着说。

音乐丰富人生 

上海老年爵士乐团的故事感动了德国纪录片导演Uli Gaulke，让他远渡重洋到中国寻觅这群老当益壮的爵士乐手，又带着摄影机一路跟随他们到荷兰。成长在共产时代东德的Gaulke年轻时也个小喇叭手，曾经参与无数官方举办的活动，他说：”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何不想多谈过去的事，也很有可能对他们来说，情况并不如外人想像的糟。外面的人很难想像，当你生活在一个体制里头，这个体制对你来说变成生活的一部份。以我的例子来说，那其实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时光。”

“因为有音乐，你有一个你可以抓住的东西；他们的音乐让他们到了这个年纪，精神身体都还很健朗”，Gaulke说。被他称为”中国父亲”的孙继斌则笑着说：”我们是全世界所有老人的朋友，欢迎老人们来加入我们、听我们的音乐！” 老年爵士乐团的纪录片预计在明年完成推出。

创造”中国”符号新意象—华人艺术家重新诠释Fong-Leng

by/ Agnes Chen (2011/06/17)
  Fong-Leng 无疑是至今荷兰、甚至是全世界影响力最深远的华人时尚设计师，然而她的华人身份却极少被人提起，她也从来不愿谈论种族背景对她作品的影响。但是鲜艳的红橙色彩、镶织金银线葱的丝料、富含东方色彩的印花，却泄漏了她亟欲隐藏的中国根。为什么Fong-Leng不愿被归类为华人艺术？Fong-Leng出生地鹿特丹的最新展览《远离Fong-Leng》(Far from Fong)让人看见，”中国”或许是华人艺术家不可自免的根源，却也是他们亟欲挣脱、重新诠释的文化紧箍咒。

什么是华人艺术？ “在Fong-Leng事业达到顶峰的70、80年代，没有人追问背景的问题。人们觉得她的作品前卫大胆、让人耳目一新，不觉得有必要去查看她文化背景与作品之间的关连；这其实是件好事。现在一切都跟背景有关，你在哪间学校毕业，你的文化种族背景是什么，人们用背景来评估你的作品。但从这些新一代华人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见与华人背景的关连只是表象，他们不断地挑战、重新创造’中国’符号的意涵，”策展人Mariette Dölle说。 随着越来越多荷兰华人投入艺术创作，”什么是华人艺术”成了众多以华人艺术为主的展览里，隐而不显却越来越尖锐的问题。一个作品里找不到中国/泛东方文化蛛丝马迹的华人艺术家，除了他的黄皮肤，似乎很难已被归类为”华人艺术”家；但一般认知的”中国”符号又过于狭隘，有讨好西方人异国风情的嫌疑。华人艺术家挣扎在自己的中国根与艺术创新的两难中，这次，他们试着从Fong-Leng身上寻找答案。

从Fong-Leng出发 

这场以《远离Fong-Leng》为题的展览，事实上正证明了在艺术发展史中，四十年有如一瞬，眨过眼后，艺术前锋的作品仍历历如新，不老不死；Fong-Leng未曾远离，它继续在华人艺术家的血脉里串流。以两件Fong-Leng的经典作品为核心，六位华人艺术家提出他们对Fong-Leng作品的诠释，从中探索”中国”符号无穷的诠释可能性。

旅居荷兰的中国建筑师、空间设计与家具设计师王达(Dada Wang)无疑是这次展览的中心人物，她以Fong-Leng着名的客厅照片为灵感，将整个展场设计为起居室，矗立在中心的Fong-Leng洋装与大衣作品，底下铺的绿褐色地毯，仔细一看，原来是由一颗颗的绿豆铺成的。一旁的餐桌上，餐垫是中国传统七巧板拼成的动物图形，餐点是长在七巧拼块盒的豆芽，游戏于肉食与草食之余，王达笑着说；”小时候大人都说不可以玩食物，这套餐具就是让你玩的。”

传统与现代 

就像许多探索中西对立问题学者会说的，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华人艺术家也以现代西方媒材与技术重制中国旧有物件。艺术家胡芬妹(Fenmei Hu)用不同的中国茶渍作画，看似柔软随遇而安的茶水是她对身为中国女性的隐喻，但另一方面泼洒在纸面上的茶汁又想走出自己的道路，就像她渴望挣脱华人社会僵固的价值观，追求艺术自由。电脑动画角色设计师廖茂林(Khitan)则以雷射投影重绘Fong-Leng的经典时尚创作；插画家Kwannie Tang的圆形沙发椅以中国刺绣为灵感；来自印尼华人家庭的插画家Erwin Kho则以电脑制图绘制巨幅的动漫风格画作，看似可爱的画面，诉说的却是移民、文化冲突与融合、外来者如何改变移民地生态的复杂课题。

其中尤其让参观者赞叹不已的，是工业设计师田真(Zhen Tian)制作的巨型水墨宣纸吊灯。田真来自艺术世家，幼年时看到父亲把画坏的宣纸揉成一团丢掉，出于好奇捡起来察看，立即爱上了宣纸绉折后的纹络与水墨色彩。长大后她将它做成吊灯灯罩，灯光从隐约的水墨彩影与纸摺透出，令人难忘。个人历史与对中国的记忆，就是如此深埋在华人艺术家创作的底酝里，成为他们无可取代的特殊魅力。

艺术岂能当饭吃 

华人艺术家的表现方式或许无穷无尽，但谈起成长背景与身为艺术家的挣扎故事却都是一个模样。家人对他们艺术家的生活选择无法认同，严重时甚至成为决裂的理由。胡芳妹认为，一方面是中国人认为孩子就是要听话、要帮忙家里，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自己远渡重洋到荷兰挣钱，希望孩子能够找到收入稳定、能赚大钱的工作；选择当艺术家，一则是不听话，一则又赚不了钱。Erwin Kho家人对他不能承袭医师衣钵感到相当失望，但他自己倒很看得开：”我赚的钱不够买房买车一年度假五次，但我对我的生活其实是很满意的，这样比较适合我。” 让众人意想不到的，是来自”传统”中国的王达，比住在”开放”荷兰的华人艺术家在成长过程中拥有更多的自由，虽然不是没有条件：”只要学校功课成绩好就好了。”艺术能不能当饭吃，对这些年轻艺术家来说，或许还是个未知数；但他们坚持走自己的路，决心不忍受灵魂的饥渴。

城市一分钟看见全世界

北京，凌晨两点，市街还兀自喧嚣，夜半不歇的餐馆里，传来吉他与男人轻声吟唱的歌声；在地球另一端的你，现在在做什么？眼前看到什么风景？行囊里背着什么记忆？嘴里哼着什么样的歌？悠游"城市一分钟"(City One Minutes: www.cityoneminutes.org）网站，故乡熟悉的街景像回忆般波波袭来，天涯，真的就在咫尺。

By Agnes Chen (2010/09/15) 

北京，凌晨两点，市街还兀自喧嚣，夜半不歇的餐馆里，传来吉他与男人轻声吟唱的歌声；在地球另一端的你，现在在做什么？眼前看到什么风景？行囊里背着什么记忆？嘴里哼着什么样的歌？悠游"城市一分钟"(City One Minutes: www.cityoneminutes.org）网站，故乡熟悉的街景像回忆般波波袭来，天涯，真的就在咫尺。 荷兰右派自由党主席威尔德斯日前在纽约发表演说，将伊斯兰世界描述为不懂宽容、处处充满自杀炸弹客的国度，站在九一一事件后的荒土之上，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但事实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对伊斯兰世界与当地人民的生活一无所知。人们想像在冲突不断的巴莱斯坦地区，夜幕低垂后回教徒聚集起来策划自杀炸弹攻击，孩童扛着来福枪把玩手榴弹，但"城市一分钟"为他们开了一扇窗口，让我们看见他们真正的生活，惊觉他们的每日每夜与我们并无二致。

城市一分钟

"城市一分钟"是创立于1998年的荷兰一分钟基金会(One Minutes Foundation）的子计划之一。由知名的里特维德学院(Gerrit Rietveld Academie)与它的硕士研究单位(Sandberg Insitute)作为发起点，一分钟基金会长年来致力于推广入门性极高、人人皆可上手可欣赏的一分钟短片。发起于2009年，"城市一分钟"已经收录了上千部一分钟短片，呈现全球上百个城市每天24小时的不同面貌。 计划协调负责人Bieneke Bennekers表示，"城市一分钟"一开始采用种子计划的方式进行，专业影像艺术家或自行申请或受邀参与此计划，利用有限的时间与经费到全球各大城市，策划并拍摄一组24部的一分钟纪录片。有的艺术家采取与当地艺术家合作的方式，有的在艺术学院开办短期训练课程(workshop)，让当地艺术家了解"一分钟"影片的特色，并自行从事创作。

文化冲击

"城市一分钟"的影像让观赏者了解异语文化，对参与拍摄的艺术家来说，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文化冲突体验。瑞典籍的纪录片工作者Jennifer Petersson在拍摄一整套纪录以色列台拉维夫(Tel Aviv)的一分钟短片后，决定呈现围墙另一边的世界，只身前往巴莱斯坦的拉姆安拉（Ramallah）城。原本与一群当地艺术家谈好了合作计划，后来却迟迟收不到作品，焦急之余，她只好赶紧在短时间之内自己补拍，同时惊觉原来在巴莱斯坦的文化中，承认自己力有未逮是件值得羞愧的事，Jennifer Petersson说："他们羞于承认自己做不到，因此宁可让我空等，也不肯直接拒绝我。" 中国艺术家杨志飞与荷兰艺术家Seyit Battal Kurt的组合，则呈现了另一种文化的冲击。两人合作拍摄中国北京、杭州与香港等地的一系列"城市一分钟"作品，东方与西方的不同观点与视野，激撞出奇妙的火花，让这些影像对熟悉中国的观众而言，显得既熟悉又疏离。用影像纪录北京繁华的街景、骑自行车悠游望见的老北京，把街头站岗的公安与工地里的民工都入了镜，杨志飞表示在中国拍摄进行拍摄其实并不像众人想像那样的困难重重："中国人现在已经很习惯有人拿着摄影机拍摄，甚至连保安有时候还会在拍摄过程中帮我们协调！"

持续扩张的城市影像

"城市一分钟"的补助经费虽然已经用尽，但计划协调负责人Bieneke Bennekers表示"城市一分钟"网站仍然欢迎自由投稿，只要制作的影片刚好整整一分钟、呈现都市某个时刻具代表性的景致，都有机会被选入置放在网站上，让地球另一端的人看见你眼中的城市影像。Bieneke Bennekers说："我们也很积极为这些影片争取其他的播映机会，比如说参加各式各样的影展或参加不同主题的艺术节，让参与艺术家的作品能够藉此触及更广大的观众！" （详细投稿信息请见城市一分钟网站：weblogs.vpro.nl/cityoneminutes/particip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