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rt of (dis-)harmony: C(H)OEURS

The art of (dis-)harmony: C(H)OEURS So today I went to Carré for the first time and got the total vertigo experience, to see this dance/orchestra/opera-choir piece: C(H)OEURS, by Alain Platel and Les ballets C to B. I have to say Carré's super scary gallery seats does make the cheapest ticket worthwhile, if you are not afraid of the height of course. But even someone like me, who have a serious problem with the arena style gallery, still managed to forget the height when the show started.

It was awkward in the first 20 minutes. Even with all my brain cells try to make sense out of it, I still find it difficult to conclude everything with a clear concept. However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piece, and gives you a sweet feeling afterward. The art of it, lies exactly at the play between harmony and disharmony, the unity and individuality. As the title has already suggested, choirs (choeurs) can only be constructed with all hearts (coeurs) singing together.

All hearts are the same yet different, and only with different individuals and their different personality the true harmony can be achieved. The choir, the dancers and orchestra, each plays a role in it and each of them tries its best to be unique and even to overtake others' territory (and therefore to be disharmonious). The moving is awkward, sometimes even rigid. The choir chat loudly at the back. But somehow in the end, they all become the indispensable parts of the great harmony. And a very joyful one.

悠游于古典与前卫之间 台湾表演艺术惊艳荷兰

by Agnes Chen (2011/09/23) “荷兰人对台湾的认识，多半止于七０、八０年代台湾大量代工的粗糙产品，’Made in Taiwan’的标签。他们不知道的是，台湾早已蜕变为一个高科技的现代民主国家，他们更不了解，台湾保存了丰富的中华文化，又有大批的年轻艺术家不断探索实验传统艺术的新表现形式。我们希望通过今日台北艺术节，让欧洲看见台湾的新面貌！”荷兰皇家热带戏院(Tropentheater)的节目总监Emiel Barendsen说。

今日台北 

从九月一直延伸到今年年底的今日台北(Taipei Today)艺术节，最重要的两个节目《风云》与实验京剧《霸王别姬—寻找失落的午后》，分别由两个台湾顶尖艺术表演团体舞蹈空间与国光剧团担纲演出，以传统京剧剧码霸王别姬为主题，以当代前卫的表演形式重新诠释项羽与虞姬千古不朽的爱情故事，更深入生之欲与死之惧的哲学课题，展现从悲剧中找到救赎的台湾式精神。不同于一般海外表演只提供场地，皇家热带剧院此次与表演团体合作监制新剧码，舞蹈空间的与国光剧团日前於热带戏院的表演因此带上”世界首映”的特殊意义。 

随後将登场的还有台原木偶剧团的《老鼠娶新娘》、1/2Q昆曲表演团的的《小船幻想诗》与杨德昌电影回顾展：http://www.tropentheater.nl/

时不力兮骓不逝，虞姬虞姬奈若何 

《霸王别姬—寻找失落的午后》以倒叙法破题，以项羽自刎后，阵亡的战士孤魂追述霸王一生，追究他鸿门宴上为忠义不杀刘邦，是他最大的败笔。随后的三、四幕以亡者的角度重现项羽被围，四面楚歌虞姬自刎，直至他逃至乌江边，与汉军奋战后自尽而亡。项羽的命运是历史的事实，正如开场时已言明他的兵败身亡，唯独剧中人在当下一无所知。然而若他们早知道命将如此，是否会改变作为、扭转命运？

导演李小平以彩衣、黑衣两个虞姬表现生与死的角力，即便在项羽势力鼎盛意气风发之时，死亡早已如影随形。唯独命运其实是性格的产物，就算参透了天意，人无法改变自己，一如他们无法改变命运。舞台上两个虞姬，一生一死，接替唱着虞姬的唱词，时而柔情婉转、时而阴厉逼人，无疑是《霸》剧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场景，也刻画出台湾表演艺术家重新省思传统与历史的深度。

前卫与传统的角力

舞蹈空间的《风云》则更尖刻地标志出台湾艺术家在前卫与传统之间的挣扎，以前卫的当代舞形式表现复杂的历史故事，无疑是台湾舞蹈艺术史上的创举，足见编舞家杨铭隆在云门舞集东方现代舞风格上另辟途径的野心。杨铭隆延续他先前即为成功的《东风》系列风格，将京剧的身段动作揉入舞蹈中，创造出水般柔软、又如风般凌烈的全新肢体语言。一如李小平的《霸王别姬》，杨铭隆思索历史命定的必然性，在无可免的历史悲剧后，回到开场时霸王与虞姬情意深厚的合舞，像是所有的悲伤都可以抹去，唯独在爱情里能够找到救赎。

创新的尺度越高，也越容易遭到批评。《风云》虽然受到荷兰观众的热烈欢迎，已有数个国际艺术节、表演团体表示希望与舞蹈空间合作，但现场也有少数华人观众，对这样的改编方式不已为然。对中国舞蹈艺术与音乐颇有研究的英国观众Jay Achterberg则认为前卫当代舞与传统舞的结合太突兀，在配乐运用上全然不顾乐曲曲意，只求音效，令他无法苟同。

政治？！太政治 

虽然艺术家们表示这纯粹是艺术创作、无关政治，台湾与中国的政治纠葛仍让观众有不少联想。曾经雄霸一时的项羽兵败被围，霸王别姬确实是围城里的爱情故事，让人想到困守岛国的蒋介石政权；而《风云》里一面象徵鲜血的大红旗，在退休的Volkskrant记者Albert Schipper眼中则成了中共的五星旗。舞台外，皇家热带戏院以”今日台北”替代”今日台湾”，算是符合了荷兰官方政策，但杂志的节目介绍上，却明白地指出：今日台北艺术节是庆祝台湾”建国一百年”的活动。

不论政治到底在这次艺术节中扮演什么角色，可以确知的是台湾政府在艺术人才培养上贡献了不少心力。舞蹈空间与国光戏团，都是得到政府全额支助的表演团体，出国表演也得到台湾文建会与驻荷兰台北办事处的大力支持。反观荷兰近来一连串删减文化预算的政策，长期代理亚洲表演艺术团体至欧美表演、今日台北艺术节最重要的推手，Anmaro表演艺术经纪公司负责人Robert van den Bos不无愤慨地说：”表演艺术不仅丰富当地文化，也为城市带来无限的商机，我觉得荷兰政府的作为相当不明智！”

在荷兰奢华古宅中遇见时尚中国

by Agnes Chen (2011/09/15)

在黄金时代，荷兰工匠仿效中国瓷器，创造出今日让荷兰人引以为豪的代尔夫特青花瓷；中国与荷兰的历史文化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密不可分。

 文/ Agnes Chen 陈宛萱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向来不放过任何生意机会的荷兰人，更加紧脚步与中国交流串连。好奇心与商机或许是他们的出发点，但交流激荡出来的丰富文化艺术对话，无疑才是两国经贸通商最难能可贵的果实。正如在黄金时代，荷兰工匠仿效中国瓷器，创造出今日让荷兰人引以为豪的代尔夫特青花瓷；中国与荷兰的历史文化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密不可分。

回顾这段历史，也希望重新打开对话的可能性，荷兰知名时尚设计师、策展人 Alexander van Slobbe 受邀监制一系列以中荷交流为灵感的全新时装，从布料、设计到制作，每一个小细节里都看得见数百年旖旎历史的交缀。Van Slobbe骄傲地说：”里头每一件作品都由中荷设计师联手制作，就像数百年前荷兰与中国工匠并肩工作一般！”

绅士古宅里的中国时尚

追忆黄金时代中荷紧密的商务与文化交流，Alexander van Slobbe选择在阿姆斯特丹着名的绅士古宅(Herenhuis) Willet-Holthuysen博物馆，展示这套取名为”Shanghai Gesture”的服装系列。不同于类似主题的展览通常强调东方与西方的对峙，Shanghai Gesture选择呈现古典与现代谐和的可能性；同时展现在古典与现代中，东西方其实一直就是如此共生共成。没有剑拔弩张的对立与谋合，却是从骨子里、起念里，就这么自然而然融入彼此；像是客厅一角静静矗立了数百年的中国粉彩瓷瓶，像是模特儿身上穿着中国丝料，剪裁成荷兰极简风洋装，领上绣了东方红丝的缀。

为了制作这套系列，van Slobbe先邀请在荷兰里特维德艺术学院(Rietveld Academy) 织品系二年级的学生参与衣料的设计与制作，再分别于上海与荷兰举办两个工作坊，邀请年轻设计师们合力创作。Van Slobbe 说：”年轻设计师勇于实验，作品常带来意外的惊喜。这也是我选择与学生合作的理由。”

隐藏与开放 — 镜照里的中国与荷兰

闻名世界的里特维德艺术学院，学生们自然也个个身怀绝技，大有来头。出生在纺织世家的Isa van Gool，已有20多年从事艺术剧场文化工作的经验，对她来说织品不只是织线与毛料的纠结，更夹带着创作者的意念与情感。从清朝时旅居中国的荷兰画家胡博‧华士 (Hubert Vos) 绘制的慈禧画像得到灵感，她将一张强势、冷峻的女人脸孔织进布料里，设计师Soepboer & Stooker接手将之制作成一件后领高耸深具女王架势的白色大衣。

同样毕业于里特维德的设计双人组Soepboer & Stooker表示，她们深受到胡博慈禧画像故事的吸引：”当时慈禧年纪有七十好几了，她要求胡博将她画年轻一点。所以画出来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美女，不是七十岁的老妇。为什么她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呢？” Soepboer & Stooker因此设计了另一套长袍，将胡博的慈禧画像翻印在袍上。当大衣里的女人面孔遮蔽不明，长袍上斗大的慈禧画像吐露的却仍远远地偏离真实。问及这是否是她们对中国封闭性格的批评，两位年轻设计师哈哈一笑说：”是可以这么说，至少对我们荷兰人来说，慈禧的行为是很难理解的。”

新黄金时代？

在荷兰政府的鼓励下，大批的荷兰设计师纷纷前往中国探路，真的待下来的人或许不多、藉此找到新合作机会的人也只是少数，但无论如何中西文化交流多少刺激了荷兰设计师与艺术家的想像力、开拓了他们寻找新灵感与素材的可能空间。但对中国本地的时尚圈来说，跨国交流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Alexander van Slobbe说：”目前在中国大部分的人民一般只对西方几个国际名牌有兴趣；但我相信，随着信息越来越流通，逐渐的人们会建立起个人化的品味。就中国自己的时尚圈来说，我很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民对传统东方元素的喜爱程度，似乎远不及西方。西方人反而更喜欢所谓的中国风！”

Shanghai Gesture展览即日起至11月13日于阿姆斯特丹Willet-Holthuysen美术馆展出；展览内容与计划详细过程与资料随后将汇集出书。

當面衝擊--年輕藝術家以藝術回應經費刪減威脅

By Agnes Chen (2010/08/08)

荷蘭畫家梵谷在世時只賣出過一幅畫，沒沒無名地死於異鄉。今日荷蘭的藝術家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讓荷蘭成為享譽國際的青年藝術家天堂，尤其是年輕藝術家津貼(startstipendium)更幫助了無數藝術家踏出成功的第一步。但在今年大選右翼政黨執政的趨勢逐漸明顯，文化藝術基金成為政府節省財政支出首要的刪減對象，讓藝術界人心惶惶。「廢除藝術家津貼，品質就會低落！」一位藝術家如此斷言。

正在這風雨飄搖的危機時刻，荷兰视觉艺术、设计和建筑基金会(BKVB Fonds), 在烏特勒支中央博物館(Utrecht Centraal Museum)舉辦的年輕藝術家津貼成果展Recht voor zijn Raap(當面衝擊)，驚人的創意與超年齡的藝術視野，就像打在政客臉上的一記耳光，證明津貼的確幫助藝術家們激發出超凡的藝術能量。策展人Marja Bosma表示：「最令人驚喜的是這些作品如此地多元，這些藝術家都非常年輕，作品卻非常地成熟。如果不是藝術家津貼，畢業後他們光是為了謀生就已經焦頭爛額，根本就不可能有錢、有時間創作這些作品！」

藝術天才需要環境扶持 

目前在國際上闖出名號的荷蘭藝術家，多半曾是年輕藝術家津貼的受益者。「當面衝擊」展覽從2006-2008年間接受津貼補助的350位藝術家中，選出31位作品最有衝擊性的藝術家作品，旨在呈現藝術如何挑戰我們的思維方式、提供反思的空間。如街頭塗鴉藝術家Sjocosjon在展場大廳牆上，以烏特勒支市的摩洛哥摩托車騎手為主題，直搗文化認同與藝術自由問題，譏諷現代商業社會透過廣告宣傳的造神活動。他表示藝術家津貼對他幫助良多：「我剛畢業時，為了餬口必須不停做各種商業性的計畫，腦中有很多想法，卻沒有金錢和時間去實現，直到申請到津貼才能夠鬆口氣。」

獲得荷蘭設計師大獎(Dutch Design Award 2009)的服裝設計師Iris van Herpen作品以前衛風格與精密手工聞名，遊走在藝術與時尚之間。芳齡不過25的她，野心與視野卻極為遠大，以一己之力投身3D立體列印技術 (3D printing，或tapid prototyping快速成型技術)在時尚設計上的應用。一年16000歐元的津貼雖然不足以支付她從事這個昂貴計畫的所有費用，至少讓她得到實踐的機會，她說：「如果沒有這個津貼，我想我不會有今天的成就，我做的選擇、走的方向都會有所不同。」

飄搖的藝術家天堂 

荷蘭目前除了各級政府與半官方基金會提供的獎助金、獎勵國際交流的藝術家駐點計畫、提供給外國藝術家特殊簽證與津貼，還有專為藝術家設計的社會福利系統，這套發起於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上世紀七０年代達到高點的文化藝術系統，在近年來開始承受經濟學家與政治人物的批評。許多人認為太多的津貼與獎助會使藝術家「懶惰」、只製作曲高和寡的藝術品，認為該放任市場機制決定，淘汰「注定成功無望的藝術家」。

參展者之一的瑞典籍紀錄片導演Jennifer Pettersson表示荷蘭的藝術獎助系統是她選擇在荷蘭居留和工作的最主要理由，雖然年輕藝術家津貼對她的事業發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卻質疑荷蘭「大舉發放」的獎助系統可能會讓許多平庸藝術家從事無謂的掙扎，不如將資源集中在少數真正優秀的藝術家身上。

提供機會與創作自由 

看在在藝術圈裡打滾20多年的專業策展人Marja Bosma的眼中，這些批評誇大了藝術家接受政府補助的幅度，她也反對減少受獎人數同時提高獎助金額的作法：「我覺得荷蘭藝術界最大的問題在於供給過剩，每年藝術學院的畢業生實在太多了，從人數上來看，其中成功申請到補助的人還不到10%。審核的標準已經夠高了，如果再加以限制，藝術發展的多元性和豐富性就會受到影響。」

Iris van Herpen則對津貼的真正作用下了一個結論：「獎助金的金額雖不多，但也本該如此。如果某些人想得到許多錢，他們應該自己去搞商業計畫來賺這些錢。就是因為錢不多，才會迫使你去思考怎樣運用它最恰當。重點正在於給越多越好的優秀年輕藝術家一個實現理想的機會。廢除獎助金系統，就會損害藝術家創作的自由！」

娼妓街—紅燈區藝術見證阿姆斯特丹30年演變

by Agnes Chen (2010/04/28)

「我小時候在阿姆斯特丹的紅燈區長大，夾在雜貨店、蔬果店之間就是一扇扇的櫥窗，’阿姨們’在裡頭工作，我們都覺得那是件很尋常的事情，一點也不奇怪。」前來參觀《娼妓街》展覽的阿姆斯特丹市民如此說。

美國藝術家夫婦Edward 與Nancy Kienholz的大型裝置藝術 《娼妓街》，以真人尺寸的塑模人形展現荷蘭紅燈區八零年代的真實面貌，在作品完成20多年後，終於首度在荷蘭本土展出。策劃這次展覽的荷蘭阿姆斯特丹歷史博物館策展人Annemarie de Wildt表示，《娼妓街》展覽旨在喚起人們對娼妓合法化問題更深層的省思，她說：「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目前正忙著改造紅燈區，然而此舉可能迫使妓女走入地下，使她們的生活處境更加惡化。」

娼妓街

《娼妓街》（Hoerengracht）之名取自阿姆斯特丹開滿畫廊、最具文化氣息的「紳士運河」(Harengracht)街，幾個字母之別，卻標誌出上流與下流社會的雲泥之別。Kienholz夫婦的《娼妓街》呈現數個紅燈區櫥窗的真實景致，有的妓女悠閒地讀雜誌化妝，有的百無聊賴的望著窗外發呆；有的自得其樂，有的神情空虛悲傷。窗戶與人偶臉上滴淋著不知是雨還是淚水的液體，每個人頭上都帶著一個開啟的玻璃方塊盒，象徵著櫥窗裡的妓女們就像盛在玻璃餅盒的點心，暴露自己讓顧客挑選消費。

雖然《娼妓街》的妓女衣不蔽體、任人窺看，她們的櫥窗房間相較於現在紅燈區裡的實景，顯得人性的多。策展人Annemarie de Wildt說：「現在的櫥窗簡直跟廁所差不多，只重功能性取向。《娼妓街》顯示當時的櫥窗更像是妓女們的住所、工作室。」

紅燈區30年來的演變

除了實體展覽，《娼妓街》展覽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一系列追隨Nancy Kienholz重返紅燈區的紀錄片。近30年後再度回到紅燈區，Nancy Kienholz惋惜紅燈區過往親密、自由的氣氛已然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性工業的冰冷與非人性。其中一段影片訪問一名退休的紅燈區巡邏警員，他表示四十多年前紅燈區的妓女多半是被未婚生子的荷蘭婦女，為了支付養育孩子的費用，在此租個櫥窗掙皮肉錢。但現在紅燈區已少見荷蘭婦女，多半是來自東歐與其他貧窮國家的外國移民。

這個事實也讓阿姆斯特丹紅燈區近年來飽受各界批評，認為是以合法手段掩飾婦女買賣的犯罪行為。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因此從2008年開始推動「聯合項目1012」計畫（1012為紅燈區的郵編），一方面加強監督以打擊犯罪，一方面將櫥窗空間改造為藝術家、設計師工作室，希望以此讓紅燈區的街景更多元化、更有文化氣息。自此紅燈區的女郎櫥窗數量已大幅減少。

反應兩極

正如同人們對待娼妓合法化的觀感相當兩極，阿姆斯特丹市民對「1012」計畫也有著非常不同的的看法。前來參觀的Loes女士認為娼妓業將女性肉體當作商品銷售，本來就不應該合法化給予鼓勵，因此相當贊成市政府的整頓措施。在紅燈區長大的Karin Bekker則認為女郎櫥窗是阿姆斯特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試圖改造紅燈區只會剝奪妓女合法工作的權利，或逼迫當地的性工業者往他處聚集。

也是阿姆斯特丹土生土長的策展人Annemarie de Wildt則對紅燈區有著相當複雜的感受，她說：「當我走在紅燈區街上，一方面我為那些女人感到悲傷，我不能想像為何有人可以忍受如此地暴露自己；另一方面，我又感到驕傲，因為阿姆斯特丹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城市，可以容許性工業公開營運。」她笑著說：「我只能說還好我不是阿姆斯特丹市長！」

[荷蘭 話] 004. Dank u wel en alstublieft.（謝謝與不客氣）

[荷蘭 話] 004. Dank u wel en alstublieft.（謝謝與不客氣）

荷蘭人絕對算不上世界上最有禮貌的民族，甚至連「之一」也談不上。只要一堆荷蘭人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在自己的國家，還是在國外旅行，聲量就不由得大了起來，你很難不聽見他們那些極度不好笑的冷笑話，其中裝填著無數「ㄜ～ㄜ～ 對不對啊？」那種討好的、招呼別人應付一下他的討厭鼻音。插隊、推擠、喧嘩，在餐館裡夾帶自己的飲料和三明治餐盒，抓住你擱在手臂上那件特價T-恤的另一端，搶在你之前坐到你面前的公車椅上 ... 。（擊點"Read More"閱讀全文）


荷式禮貌

最能顯示人性醜陋面的時刻，當然就是面臨危急的時刻。比如說，內急的時候。在公共廁所裡（當然我只知道女廁裡的情況，我的人類學好奇心還沒有大到那種地步），「她們」可做不到乖乖地排在你身後，要不是帶著歉意的微笑一把將妳擠開，嘴裡唸著：「其實這間該不會是空的吧？...啊，有人啊！怎麼會這麼多人呢？咦，也許這間... 唉呀呀，這真是不尋常啊！...」，要嘛就是把心一橫，推著小朋友一路闖進隊伍前端，好像所有原本排隊的人都不存在一般，只顧著跟小孩說話：「很急是吧？！廁所就快到了哦！」。如此她們就好像有了特權，可以不必跟著苦等，甚至省了解釋的麻煩。

該說這令人覺得安慰呢，還是覺得好笑？就是至少他們花了點精力為他們的行為編造合理情境。挾帶食物進餐館的人，會自稱自己有特殊疾病，一定要補充特定的養分；在公車上搶你位置的人，可能還會跟你攀談一番，解釋他為何比你需要這個位置。他們自知自己的所作所為是非常沒有禮貌的事情，還是照做不誤，並以為用一些打糊混充滿了「哎喲」的討好話就可以遮蓋過去了。這就是荷蘭人的「禮貌」。



請、謝謝、不客氣

但可不要以為荷蘭人就不注重「禮貌」了，除了上述的那種狡獪、維持美好假象的圓滑外，他們的禮貌非常具體地呈現在「Alstublieft.」（請／不客氣）與「Dank u wel.」（謝謝您） 這兩句話的連用關係裡。你想要別人手裡得到某樣東西、麻煩別人儘管只是動一下他的睫毛，「Alstublieft.」這句話一定少不了。

住在荷蘭如果沒有養成聽到「Alstublieft.」立即回答「Dank u wel.」的強迫症，恐怕很難在荷蘭社會裡生存；這全然無關乎你到底是不是一個有禮貌的人，不管你是多麼地溫良恭儉讓、平常點了多少頭呵了多少腰，如果你忘了應以「Dank u wel.」，人們一定會以不敢置信的目光尾隨你直到你離開他們的視線，而且十個月之後還在談著你是多麼一個不懂禮貌的小混球。

就算在最親近的人身邊，這兩個字眼也少不了，只是文法略轉成為暱稱式的受詞變化：「Alsjeblieft」與「Dank je wel.」。老公幫你提個東西、開個門、讓你搭個便車上街買東西，千萬別忘記誇獎他一下，順便說聲：「Dank je wel.」（謝謝你！），他當然也不會忘了回妳一句：「Alsjeblieft」。這在東方人的眼中看來，總覺得有點表面、有點虛假、有點過份，如果不說是肉麻，感覺起來至少有點 ... 生疏吧！大家都在一起這麼久了，有必要這樣謝來謝去嗎？真的要這樣計算起來，那昨天我幫你燙的襯衫？前天你幫我灌的電腦防毒軟體呢？

在荷蘭人的家庭裡，對待父母、長輩也是如此，標準的場面自然像是給生日禮物的時候，但有的家庭連接過媽媽準備的午餐盒，也要大喊一聲「Dank je wel.」。這種畫面總是讓我聯想起小時候看的政令宣導家庭劇，《愛的進行式》之類的東西：「謝謝爸爸！謝謝媽媽！」紮著兩條辮子還沒有發胖的妹妹如此宏亮地叫喊著。那時候我每天都夢想著，哪天他們會發現我原來就是他們失落的親人，也許我就會懂得怎麼「相親相愛」。




「謝謝」與「不客氣」的文化儀式

就像所有過度化約的談論可能會有的危險，當我們說西方人愛說「謝謝」和「不客氣」、東方人則較重視行為與言說的整體表現，總難免以偏蓋全。美國人，舉例來說，相較於英國或西歐人，就不是那麼地重視「謝謝」與「不客氣」的文化儀式（雖然這樣「總稱」美國人，還是個以偏蓋全）。偶爾說個「Thank you」，恐怕還是無可避免的，但對方多半不會制式化地回答國小英文教科書裡的「You are welcome!」，通常是回以「哼～哼～」，表示他們聽到了，也接受了你的謝意。從他們的「哼～哼～」音裡，你也不難聽出，他們覺得你未免太多禮、太見外了一些。

的確，死守著「謝謝」與「不客氣」的對話儀式，未免太過制式化，因此不論是在哪個文化裡，所謂的「small talks」—友善的簡短對話—，也被用來回應謝意、感激喚起的友善氣氛。比如說在美國的Diner裡，穿著圍裙的女侍捧著玻璃咖啡壺巡迴各桌，問你，她的小「honeybug」（小蜜蟲），是不是還要來點咖啡。你從清晨的倦怠裡擠出點笑容說，當然了，妳真是太好心了，今天天氣真好不是嗎？她微笑了，說：是啊，連下了好幾天的雨，終於放晴了。然後她離開了你的桌案，轉到另一桌她的sweet pie（小甜派）去了。

介於小蜜蟲與小甜派、連綿的陰雨與今日的晴朗之間，你們共享了一段隱微、倏忽的美好時光；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的。我對美國旅行的記憶，填滿了這些Diner女侍隨機發明的甜美暱稱。她們那容易滿足於微小善意的好性情，讓我感受到所謂「表達謝意」的文化儀式中最精華的本質 — 也就是善意，還有接受那善意最平實也最真誠的態度，就是單純地讓妳明白，她們瞭解了妳的謝意，並由衷地感覺到快樂；不需要僵硬的「不客氣」在其中作梗。

相較來說，荷蘭人對「Alstublieft.」與「Dank u wel.」連用關係的堅持，則近乎偏執。你當然也可以在荷蘭人的禮貌性對話裡找到許多的small talks，用意也是表示親善之意，但再多的small talks 也比不過這兩句制式語言。這就好像一部巨型燃著煤的19世紀工廠機器，除非你按照特定流程、確切地點擊其中特定的按鈕，它就無法照你的指示反應。我們可以說它僵硬也好，徒俱形式也罷，它其實更像是荷式禮貌的最低標，最根本的要求。



說謝謝的「位置」

你或許會覺得，這不過是幾句「話」吧，應該還有其他更重要的東西來判斷、決定一個人的態度是否有禮貌，比如說小時候老師叫我們挺直背坐著、手要平放在腿上，吃飯時前臂不要黏在桌上，不插隊、不遲到早退...等等國民生活禮儀之類的規則。對陌生人或許還有道理，但對自己的家人？難道這世界上沒有比隨口說說「謝謝」、「不客氣」更重要的事情，來決定你在家庭與親密關係裡的...「位置」嗎？

是的，說到「言謝」的必要與否，其實真正重要的就是你在一個關係、群體的「位置」。位置決定了你有多少資格承受善意，位置決定了你能否理所當然地接受別人給予的好處；而又是什麼決定了位置呢？就是你的作為，你之以為你的所有特質，以及社會一般對特定角色扮演的看法。比如說，一個以父親為主要經濟來源的家庭，這個父親可能覺得他工作那麼累，老婆每天幫他燙好衣服、噓寒問暖是「應該的」，是他應得的好處，既然如此，又何必費事跟老婆說「謝謝」呢？

又比如說，一個小孩可能覺得，他從父母身上得到的所有東西、所有照料與關愛，都是「應該的」，甚且怎麼也不嫌多。因此收到的生日禮物是樂高而不是幻想中的任天堂DS，從他們那張怏怏不樂的臉上，怎麼也擠不出一個笑容來，更遑論說聲「謝謝」了。

這樣說起來，一個經濟上仰賴丈夫、扮演傳統母職的女性，似乎在家庭裡就沒有「不應該」的事了，所有她付出的善意，都是「理所當然」的一部份。但她們自己當然不是這樣認為的，她們覺得自己的奉獻與犧牲，超越語言能夠衡量的程度，因此無法被任意的幾句「謝謝」一筆勾消。



說與不說

這種「位置」論，或許較貼近傳統的觀點，事實上，卻仍是一般東方社會的普遍情況。除了把善意當作責任義務、因此成了「理所當然」的想法作祟，東方人較不愛說「謝謝」與「不客氣」，恐怕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畢竟也不是每個人都如此木然不知感恩。是東方人比較含蓄嗎？有人可能會這樣說。但即便是某個性格特別熱情活潑的人，一輩子說的「謝謝」也不見得比其他人多。我會說，這種對表達情感與謝意的遲疑，其實來自某種「大恩不言謝」的文化意識。

嘴能夠說的，在東方文化裡，總帶著虛假的意味，人們盡可以大聲嚷嚷著愛與感激，但行為與言說是否能夠相符，是否能夠長久如一，顯然更重要些。這種文化觀具體呈現在數之不盡的歷史故事中，也依然活躍在我們的現代生活中，口才無礙的人時而被誇讚為「名嘴」，但總難逃「天花亂墜」、「口沫橫飛」等負面的觀感；人們似乎比較喜歡曖曖內含光、溫良低調的人，而這種人，是不會整天把愛意與謝意等肉麻話掛在嘴上的。



把某人的恩惠牢記在心，自然不是一個「謝」字可以化約，東方人相信有恩當思圖報，相信所謂謝意，表現在恆久地謹記於心。當然這也不是說，西方人愛說「謝謝」與「不客氣」就是重視表面功夫，或是只看重一時的表象；他們極可能說著「謝謝」，說著「愛」，不只為了這一刻，也為了永遠。

前者的缺點自然是，人們又不是貼在彼此心窩裡的一只蟲子，沒有甜言蜜語的交流，就很難確知對方對自己真正的心意。後者則又過度流於形式化，強迫著接受善意者即時表達感恩，有如這恩惠並非他所應得；就像「理所當然」看似自我中心的思維背後，其實有著一種美、一種信賴，深信自己的被愛並非無來無由，也絕不會因為忘了說聲「謝謝」，而蒙受懲罰永遠喪失這種恩德。

好多次我聽過讀過人們說，跟著某人幾十年，終於聽到他說這輩子有了你是我的福氣，他們嘆息眼中含著淚，說：「總是值得了！」但我總覺得為何要讓鍾愛的人在那無語的緘默裡，默默地猜想懷疑，數十年呢？或許這句話說來比輕薄的「謝謝」來得珍重，或許其實那一來一往的「謝謝」、「不客氣」的確打消了這僅止一次的「感激」的戲劇性，但難道我們如此地輕信，原來那些愛我們、善待我們的人，將持久這樣默默地守候在我們身邊？

事實上就是說著也不代表真心真意，不說，也難保你就真能夠將這恩惠牢記心裡。我們是如此地善忘，如此容易受到環境的催迫與影響，我們曾經一次又一次地發誓，說與不說，永遠也不會忘記某個極大或極小的善意，結果卻忘卻了、背叛了我們的初衷。

或許還是說了好，就這麼一次，或下一次，我們將恩惠切割成小小的一塊又一塊，如此我們說著「謝謝」一次又一次，至少說著的時候我們沒忘記。或許這樣一次又一次，我們能夠提醒自己，那值得感謝的善意，總量加起來竟是如此地龐大，就像每天早晨你所愛的人為你煮的那杯咖啡，從十年前一直到十年後，幾千個日子幾千個美好純粹的善意。

我們應該接受，微笑著，禮讚著，由衷地感謝我們被這樣的善意擁抱著，好幾千次。

[荷蘭 話 003] Hij komt! Hij komt! Sinterklaas komt eraan! （聖尼可拉來啦！）

003. Hij komt! Hij komt! Sinterklaas komt eraan! （聖尼可拉來啦！）

荷蘭人帶給世界最重要的文化影響，不是鬱金香，也不是割掉了自己耳朵總是皺著眉頭的梵谷，更不是安樂死與大麻。首先鬱金香只是個物品，甚且還不是原產於荷蘭，而梵谷是個特例的天才，很難歸類於荷蘭的文化本性之一，安樂死與大麻也只不過幾項被現代的荷蘭社會廣泛（或許狹隘地出乎你的想向）接受的驚世駭俗事例之一。真正的荷蘭文化產物，其實是耶誕老人！（擊點"Read More"閱讀全文）


003. Hij komt! Hij komt! Sinterklaas komt eraan! （聖尼可拉來啦！）

荷蘭人帶給世界最重要的文化影響，不是鬱金香，也不是割掉了自己耳朵總是皺著眉頭的梵谷，更不是安樂死與大麻。首先鬱金香只是個物品，甚且不是原產於荷蘭（鬱金香源於中亞一代，是由奧圖曼帝國傳入歐洲），而梵谷是個特例的天才，很難歸類於荷蘭的文化本性之一，安樂死與大麻也只不過幾項被現代的荷蘭社會廣泛（或許狹隘地出乎你的想向）接受的驚世駭俗事例之一。真正的荷蘭文化產物，其實是耶誕老人（有些人可能會說是24小時的實境節目「Big Brother」，不過關於荷蘭的影視文化，或許日後再聊吧！）。

＊聖尼可拉節：12月5日，聖尼可拉的生日





聖誕老人與聖尼可拉

耶誕老人（Santa Claus）源於荷蘭的聖尼可拉（Sinterklass）節傳統，無疑地所謂耶誕節的概念或美國人念茲在茲的「耶誕精神」，是美國的文化產物，但這個傳統並非無中生有，而是來自美國還是英荷法殖民地時、荷蘭移民在北美一帶聚居留下的文化影響。今日的紐約市還有「新阿姆斯特丹區」應證這段歷史，砲台公園裡聳立的荷蘭紀念碑，就如同自由女神像是法國送給美國獨立的紀念禮物，是荷蘭贈與美國的獨立紀念品，具體呈現了這段已經被遺忘的歷史。

荷蘭人用當時在他們眼中氣候潮濕陰霾、泥沙淤積的紐約市，兌換陽光普照的南美蘇利南，到底是不是個明智之舉，恐怕已是歷史舊案，但他們留下的文化痕跡，顯然還在世界各地發燒。這延燒了兩百多年的野火，正逐漸回燒至荷蘭本土，耶誕節在近年來已逐漸取代聖尼可拉節的地位，今日在12月份拜訪荷蘭的外國遊客，恐怕很難想像，原來十年以前，荷蘭慶祝耶誕節的人還少之又少。

耶誕樹、雪花、玻璃彩球，商店櫥窗裡繽紛亮眼的耶誕樹裝飾，取代了聖尼可拉與黑彼特的身影，畢竟這兩個節慶太過接近，用意也十分類似，而耶誕節的視覺性顯然比穿著紅衣主教服的嚴肅老人、幾個臉塗黑墨的小幫手來得強烈，更別提耶誕節有整套的美國強勢文化做後盾，一部又一部的強檔應景電影，一次又一次地呼喚你來點「耶誕精神」。





聖尼可拉節的由來

聖尼可拉節是不是將就此消失呢？嗯，有數百萬兒童為他做保，聖尼卡拉應該還可以安心上好一段時間。畢竟文化這種事情不是一日形成，也不會在一瞬間消失。就如同聖尼可拉怎麼會成為這樣一個專門給兒童禮物的老公公，也是經歷漫長的歷史流傳（誤傳）詮釋（誤解）而成。

出生西元三世紀、今日的土耳其一帶的聖尼可拉，素以慷慨好佈施而聞名，其中一個著名的傳說就是他趁夜將三袋金幣丟進一戶窮人的家裡，幫助他們家的三個女兒有錢辦嫁妝不至於淪為妓女（...嗯，這大概是當時的社會特色吧）。那家的女兒們那天洗了襪子，把襪子掛在火爐上晾乾，聖尼可拉丟的三袋金幣從煙囪口裡落下來，恰恰掉進了她們的襪子裡；這就是聖誕節得在火爐前掛襪子的習俗由來。

聖尼可拉也以他救人於危急的聖蹟傳頌於世，尤其是當他搭船來往於他的教區時，他多次地顯聖拯救溺水的水手，這也是他至今仍是水手的保護者的理由之一。如此也不難想像，為何所有傳世的聖尼可拉肖像總是有船當背景，而今日當聖尼可拉來訪時，也總是搭著（蒸汽！？）船，從傳說中他的居住所西班牙兼程趕來。他也曾經手擒食人肉的惡魔屠夫、施展神力讓三個被殺害分屍的孩子重返人世，更重要的或許是他在米拉城的市場裡拯救了黑彼特，黑彼特從此立誓長隨聖人左右，幫助他查訪乖小孩與壞小孩的名單，還得做所有的「髒」事，比如說爬進煙囪裡分送禮物。當然囉，難道要讓那拄著柺杖的老頭子自己來嗎？



要當個乖小孩哦！

如此，一個慷慨、關愛兒童、濟弱助貧的聖者傳說就此誕生了，每年十一月份，通常是在週六（多麼地便利啊），聖尼可拉會牽著他的白馬、帶著他的幫手黑彼特們、搭著汽船抵達某個荷蘭城市。每年都會換地點換城市，相當公平。整個過程會由為期約四周的「sinterklaasjournaal」（聖尼可拉日報）年度電視節目紀錄轉播，除此這個節目也日日追蹤聖尼可拉與黑彼特的腳步，幫助孩子們進入聖尼可拉之夜的決戰準備心態，亦即：一定要當個乖小孩！

為什麼要當個乖小孩呢？我們都知道聖尼可拉會給你禮物 — 如果你是個乖小孩的話。那麼如果不乖呢？這傳說可就恐怖了。除了收不到禮物，你注意到黑彼特隨身攜帶的大麻袋了嗎？除了用來裝禮物，那麻袋也用來裝小孩，不乖的小孩會被他套在袋子裡，賣到西班牙當奴隸。早期的傳說，或來自其他歐洲國家的變種故事，還有更恐怖的。你可知道原來聖尼可拉的柺杖只是個幌子，他身體可硬朗著呢，如果你不乖，他會用他的柺杖把你毒打一頓；還有個版本是黑彼特會把你扛起來丟進水裡淹死，還好荷蘭的小孩百分之九十九都會游泳，不會游泳的，就乖點囉！




商業化的聖尼可拉節

聖尼可拉也相當摩登，除了搭汽船，他也搭巴士、搭火車，搞得懂荷蘭的大眾交通系統，證明了他腦袋還很清醒；只是飛機還沒有看見他搭過，或許他懼高呢？聖尼可拉的職務還包括把小孩子們一個個抱上大腿，質問他們過去一年乖不乖，雖然每個小孩都愛禮物，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應付嚴峻的老人，所以與聖尼可拉會面的場景總算不上溫馨，被嚇到大哭的小朋友太多了。

經過這樣一個月的明查暗訪，查清楚了哪個小孩乖還是不乖，就是真正的聖尼可拉開始動作的時候啦！真正寬容慷慨、真正只給予不求回報的聖者，當然就是偉大的父母了。早在一個月前，各家玩具店、百貨用品店就開始大打聖尼可拉節的促銷活動，玩具店隨戶遞送的廣告傳單個個都有小說那麼厚，再怎麼不愛讀書的小孩，也會從頭徹尾地鑽研過各家玩具型錄，圈選他們理想中的聖尼可拉禮物，接著就展開了漫長的遊說與討價還價。這當然讓大人們感到很苦惱，因為凡是會讀數字的小孩，都知道你手中遞來的禮物到底值多少錢。

喂，那聖尼可拉到哪裡去了？黑彼特到哪裡去了？如果每個小孩都知道他收到的這個樂高是從玩具反斗城來的，型錄上寫著45歐元，他還答應了媽媽那麼耶誕禮物就小點嘛，才拿到這份重禮，那到底我們還在跟著玩什麼把戲，幹嘛還樂津津地地看著聖尼可拉日報，跑去坐在那個天知道平常是在開卡車還是掃廁所掛著假鬍子的老頭子胡謅些什麼？幹嘛我們還把鞋子擦得亮晶晶的，在裡頭塞著一根胡蘿蔔，好給聖尼可拉的白馬Amerigo一點跑路費？

或許更令人不解的是，怎麼當孩子們一早起來，發現鞋子裡的胡蘿蔔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糖果、餅乾，旁邊還放著一個精心包裹的禮物，他們還是那樣喜出望外，那樣理所當然地相信，胡蘿蔔一定叫Amerigo給吃了？他們怎麼還能夠相信？



關於黑彼特的爭議

現代消費性社會與資訊的發達，的確削減了傳說的神秘色彩，讓人懷疑如何保存兒童的天真，而兒童的純真信仰，就是聖尼可拉這類人物存在的根本食糧。然而環繞著聖尼可拉節慶的問題，還不只這一樁。其中爭議最大的，就是「黑彼特」。顧名思義，黑彼特是「黑」的，不少人相信黑彼特形象的出現，跟荷蘭、或說歐洲的殖民與奴隸販賣歷史有關。這個爭議浮現之初，聖尼可拉的「新聞發言人」聖尼可拉日報立即澄清，黑彼特不是非洲的黑奴，他是摩爾人。

這個解釋固然是根據傳說，但卻又激怒了另一個族群，也就是荷蘭的回教徒。所謂摩爾人指的是來自北非、膚色較深的回教徒，也並非全然正向的用語，再說怎麼基督教、天主教傳統的聖尼可拉身邊小奴隸會突然扯到他們身上去呢？更讓聖尼可拉兩面不是人的，就是連荷蘭人自己也不高興，尤其是反外反回教的死硬派，作夢也想不到他們最正宗荷蘭味的聖尼可拉會跑去跟回教徒混在一起。



去年的「聖尼可拉日報」製作人想出了一個聰明透頂的主意，來解決黑彼特的膚色爭論。他們推出了「彩虹」彼特，突然聖尼可拉身邊的「彼特」們紅、藍、綠臉上什麼顏色都有，就是沒有黑色，製作人表示這代表新時代的荷蘭應該兼容並蓄，包容各種膚色，更應該捐棄有種族歧視之嫌的「黑」彼特形象。此舉立刻引來軒然大波，來自家長們的憤怒投訴電話、各種團體單位的批評湧進電視台；還撐不過一週，彩虹彼特們就趕緊拿黑墨往自己臉上抹，重拾「黑」彼特的風采。

現在黑彼特終於有了個不激怒任何族群的由來，或者更確切地說，一個說法。黑彼特之所以「看起來」是黑的，是因為他得鑽進煙囪裡送禮物，所以臉被煙垢煤灰給塗黑了，至於那黑灰底下他到底是白是黑是回教徒還是基督徒...嗯，這個問題我們就不需要討論了。或許這可以是給所有種族爭論的最好解答：我們不需要重新「除罪化」或「美化」特定的文化偏見，只要專注於個別性、專注於事物本身，就像「彼特」是聖尼可拉的幫手，他的存在對我們而言全然地奠基於此，是黑是白根本就不重要。


聖尼可拉精神

當然所有對黑彼特變色感到不滿的人，不見得都是死守傳統的保守份子，或是討厭外國人的red-neck，許多人只是感到一點，惆悵吧 — 如果連黑彼特都可以隨便變色的話。當他們站在琳瑯滿目的玩具店前，盤算著自己的荷包與孩子們的期望之間的合理落點，腦中不禁想起二、三十年前那些期待中帶著驚懼的夜晚，把棉被緊緊地拉到眼前，擔心黑彼特正站在窗外查視他是否乖乖睡覺。早上起來，鞋子塞著糖果和pepernoten（聖尼可拉節慶間必吃的小餅乾，有八角香料的味道），當然啦，還有一把嵌著一抹綠的玻璃彈珠。糖果一絲絲化在嘴裡，pepernoten的碎屑塞著齒間，他彈動彈珠聽著它們碰擊出的清亮樂符：「Dank u，sinterklaas！（謝謝您，聖尼可拉！）」他聽見自己說。

那原是那樣容易滿足的年代，因此也是那麼心滿意足的年代，或許是年紀增長了，或許是這些年來發生了那麼多不快樂的事，當他們站在櫥窗前，想著該買這個還是該買那個，他們由衷地懷念起那個時代。那時他們年紀還小，那時候他們相信著聖尼可拉，那時候沒有人追問黑彼特是不是黑人，那時候再小再微薄的善意，都能夠激起最誠摯的感激。

是大人們想得太多了嗎？或許孩子們其實還是相信的，或許他們相信這其間有一個巧妙的合作關係，介於玩具反斗城、他爸媽與聖尼可拉；要不然他們不會那樣無可自抑地，在聖尼可拉之夜裡，不斷地望向窗外，豎起耳朵尋覓Amerigo的馬蹄聲。或許正因為他們相信，他們容許父母提供的替代品，滿足他們從未親手從聖尼可拉手中接過禮物的遺憾，他們容許自己被欺瞞。他們有那種能力，能夠看透表象，只專注於聖尼可拉節的精神核心，也就是善意，與給予。

他們接受，從不質問。而原來，懂得接受，才是學會愛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