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fant

Enfant - by Boris Charmatz 20:00 8th June 2012 Zuiveringshal West of Westergasfabriek Amsterdam (Holland Festival)

The art of (dis-)harmony: C(H)OEURS

The art of (dis-)harmony: C(H)OEURS So today I went to Carré for the first time and got the total vertigo experience, to see this dance/orchestra/opera-choir piece: C(H)OEURS, by Alain Platel and Les ballets C to B. I have to say Carré's super scary gallery seats does make the cheapest ticket worthwhile, if you are not afraid of the height of course. But even someone like me, who have a serious problem with the arena style gallery, still managed to forget the height when the show started.

It was awkward in the first 20 minutes. Even with all my brain cells try to make sense out of it, I still find it difficult to conclude everything with a clear concept. However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piece, and gives you a sweet feeling afterward. The art of it, lies exactly at the play between harmony and disharmony, the unity and individuality. As the title has already suggested, choirs (choeurs) can only be constructed with all hearts (coeurs) singing together.

All hearts are the same yet different, and only with different individuals and their different personality the true harmony can be achieved. The choir, the dancers and orchestra, each plays a role in it and each of them tries its best to be unique and even to overtake others' territory (and therefore to be disharmonious). The moving is awkward, sometimes even rigid. The choir chat loudly at the back. But somehow in the end, they all become the indispensable parts of the great harmony. And a very joyful one.

死刑与灾后重生--纪录片探索不为人知的中国故事

遥远中国的真实影像，在一面中国热的风潮下，吸引了好奇的西方人民前往观赏一探究竟；在另一端，中国纪录片的导演们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希望将不为人知的”真实”中国故事介绍给西方观众。然而观众们到底可以从中认识到多少中国的”真实”面貌，又要如何从导演选择后的视角看见他们想看见的事实，仍是一个未知数。

 by Agnes Chen （2011/11/25)

两年前描述中国春节返乡潮的《归途列车》夺得荷兰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双年展大奖后，中国纪录片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大影展与观众的重视。遥远中国的真实影像，在一面中国热的风潮下，吸引了好奇的西方人民前往观赏一探究竟；在另一端，中国纪录片的导演们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希望将不为人知的”真实”中国故事介绍给西方观众。然而观众们到底可以从中认识到多少中国的”真实”面貌，又要如何从导演选择后的视角看见他们想看见的事实，仍是一个未知数。

两部2011年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双年展的中国参展影片《活着》与《临刑会见》(Dead Men Talking，暂译)，一个由生、一个由死，一个由庶民、一个由体制的角度来诉说导演眼中的”中国故事”。本台记者专访这两部影片的导演与制片人，深入了解他们作品的使命与客观限制。

不为人知的灾民故事 

中国纪录片导演范俭的《活着》纪录了四川大地震后，一对痛失子女的夫妻接受人工生育疗程的经历。中国人对传宗接代养儿育女的特别重视，加上一胎化政策影响，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孩子。为了补偿灾民中国政府提供两次免费人工生育疗程，不少痛失子女的母亲因此矢志当高龄产妇，历经漫长痛苦的疗程，只为给死去的孩子一个重生的机会。影片也记录了灾民们在临时搭建的板屋里栖身多年，才等到了得以安身的居所；对他们来说，再美好的未来都比不过灾前的世界，中国发展建设的快速向前与灾民的频频回顾形成强烈对比。

选择不在地震发生后立即进行拍摄，导演范俭认为他无法在当时的混乱与悲惨，保持纪录片工作者的冷静与理性；再者，他深知自己的长项在捕捉人际间细腻的情感，在于诉说平凡故事的动人之处。他说：”我们想通过这个家庭生育的过程，让观众看到生命的无常之外，生命 ’有常’的那一面，那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必须一直往前走。”

不为人知的中国死刑 

另一部在这次影展中备受瞩目的影片，是以中国死刑制度为题《临刑会见》。然而死刑只是背景，主角其实是河南法治频道极受欢迎的新闻性节目《临刑会见》，于2006年播出以来，节目主持人丁瑜访问了数百名等待行刑的死刑犯。除大略地介绍中国相关死刑的司法系统与现状，影片多半只侧拍节目小组的工作流程，穿插大量对丁瑜进行的访谈；在制作公司大陆桥的网站上，更直称此片为河南法治频道《临刑会见》的国际版。大陆桥文化发展公司海外部负责人Steven Seidenberg坦承这部影片还需重新剪辑，并不讳言拍摄动机是商业考量，事实也证明死刑题材确实让国外电视台、影展趋之若鹜；但对他这样一个道地的中国通来说，这影片还有另一个目的：让西方观众看见中国死刑制度并不如想像中野蛮。

Steven Seidenberg说：”你会以为，在中国被判死刑就是立刻抓去处决了；其实在中国所有死刑案都必须经过三级法院的审核确认，如果高级法院认为这个人不应该判死刑，就算犯人自己不抗告，他们也会主动介入要求下级法院重新考量；充分显示出对人命的尊重。加上现在推行的两年缓期无犯罪改无期徒刑制度，真正的死刑执行人数已大为降低。”他认为这部影片已达成他期待的效果，在播放后的问答时间里，”没有人讨论废除死刑与人权问题，观众只觉得很好奇、想知道更多，”他说。

商业考量与敏感题材 

Steven Seidenberg不断强调他想让西方观众看见”事实”，当记者问及他如此为中国司法制度辩护，是否认为其他揭露中国黑狱毒打司法腐败等问题的报导并非”事实”？他笑了笑说：”一部影片一次只能说一个议题嘛，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体制。”他又补充：”我们是一家商业公司，有商业的考量。先跟这些单位建立好关系，取得他们的信任，才可以拍到更深入的东西。”

钱对许多纪录片导演来说，或许不是那么重要，但却仍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就跟大部分的中国纪录片导演一样，范俭也是先自掏腰包拍片，他笑着说：”就自己拍，拍完了也不知道要卖给谁。”直到与制片梁为超合作，意识到资金与发行渠道的重要性，他才陆续从日本NHK电台与半岛电台得到足够的资金，提高了影片的品质，足以让他到四川进行九次拍摄，与拍摄对象叶红梅夫妇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让他们愿意在他面前展现最真实最私密的一面。

选择以情感出发来呈现地震，是否为了避免敏感话题？他不置可否地说：”当然批判、揭露的角度还是有问题的，有些题材就是不能碰。这个我们非常了解。不过就我自己来说呢，我比较喜欢从家庭与情感出发，我想说的是真正的中国普通人的故事。” 在金钱与言论管制的层层限制下，突破重围到达西方观众面前的中国影像，无可避免地只是故事的片面、甚至是带着特定观点的诠释，只愿观众们将此当作寻觅”真实中国”的起点，而非终点。

中国作家的使命感？--专访苏童与棉棉

文/ Agnes Chen (2011/10/24) 中国作家是否特别有使命感？这个问题在一场名为”写作在中国” (Writing in China)的座谈会上，意外地成为热门话题。与会的荷兰作家Edzard Mik提出中国作家在政治与社会风气的限制下，比西方作家更热衷於改变社会，更具有使命感。在他的眼中，西方作家通常较为自我，不认为作家有义务改正社会问题，拒绝介入政治议题，更鲜少考虑他们作品对读者的影响。

正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作家驻访的中国作家苏童与棉棉，是这场座谈会的主讲者，他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了Edzard Mik的发言。”很多人过度夸大作家的责任，我认为作家不是雷霆霹雳，作家只是一盏灯光”，苏童说：”如果这盏灯可以吸引几千个人，那也就足够了”。而棉棉更是直接了当地说：”写作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事。我觉得我的书，世界各地的人都写得出来，只是这次是被一个中国人写出来了。”

写作的自由 

追根究底，这场”使命感”的争论，其实来自於西方人对中国作家言论自由的疑虑。虽然苏童与棉棉的着作早有荷文译本，但会场上听不见针对他们作品进行的讨论，众人关切的还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冲撞极权铁幕”这类的课题。然而”作家的自由”到底是什麽？正如Edzard Mik後来承认的，荷兰作家不见得比中国作家自由，”虽然我们不必畏惧我们的政府，但商业价值还是要考虑的”，他说。 

 以《妻妾成群》（经张艺谋改编为《大红灯笼高高挂》）扬名国际的苏童，作品时而以南方故乡为主题，时而虚构历史化身帝王，对他来说，作家的自由不外乎可以循着自己的好奇心写作，他说：”身为作家，你永远都有某种自由，与社会对话或与社会保持距离的空间。” 成名作《糖》曾在中国被禁多年的棉棉，则坦承：”中国的确有sensor （言论管制），但那也不是问题，那是我们认同的一部份。大家都说要撞柏林墙，但我会说，先把自己心中那个柏林墙撞掉吧！”

为什麽写作？

写作的自由，对这两位来自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作家来说，有着非常不同的意义。但根本的原理其实是极为相近的：自由地书写自己关切的议题。成长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苏童，儿童时期的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惨酷毫无所觉。在阿姆斯特丹着名的小酒馆Luxumburg，啜饮着比利时啤酒，苏童悠然地回忆起这段奇特的童年：”孩子是很欢乐的，学校都关闭了，所以我是在街上长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很像中世纪、文艺复兴还没有发生，一个漫长黑暗蒙昧的时期，孩子的欢乐、纯真与无辜，对照社会气氛的肃杀，是非常特殊的回忆。儿童时期的感官特别敏感，我的童年经验因此成为我一生写作最重要的养分。” 

在阿姆斯特丹另一角，暂住在安娜法兰克故居的棉棉，则诞生在五光十色的上海市，年轻时曾经深陷酒精与毒品的深渊里，她从不遮隐这段过往，事实上她把当时经历的人事物全写进了她的成名作《糖》里。笔下一个个苍白的、在深渊在边缘挣扎寻找生命意义的年轻人，成了她作品中不断重复出现的角色。多年後，皈依佛教不烟不酒长年茹素的棉棉，写的还是那不朽的青春与同样的人性挣扎，她说：”我的作品是写给那些在边缘的人看的，那些觉得自己不属於中国、也不属於西方，听西方音乐长大，70、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她随後笑着补充：”我还没想清楚作为一个佛教徒要怎麽写作，比如说Sex到底能不能写啊？” 

读者断层与水准低落的出版业 

然而不管是苏童还是棉棉，面对急速变化的中国社会，都不得不面对读者流失的难题。前部长篇小说《河岸》写的是文革，但新的中国年轻人要不对文革历史缺乏兴趣，要不完全地欠缺知识，苏童不无遗憾地说：”尤其是85年後，政治符号越来越淡，原本真实的记忆变成书本上的记忆。喝可口可乐的孩子，说他们是中国人，其实跟香港、台湾、日本、韩国长大的孩子有什麽不一样呢？” 

棉棉作品的题材虽较贴近年轻人的生活，却也因长年被禁，除了跟随她的一群死忠读者，难以扩展读者群。棉棉更对中国极不专业的出版业颇有微词， 去年出版的《青少年无码与灰姑娘》在书局居然被摆入教科书柜了；几次尝试结合设计、艺术与文学的作品，也都因印刷品质低劣扼腕。棉棉说：”我拿到书一看都想哭了。” 

以对话化解对立

”写作在中国”座谈会也吸引了一群异议人士叁加，其中有法轮功的支持者质问两位作家为何不以人权律师高智晟生平写作，甚至连荷兰维吾尔族支持团都出席了。问到他对此事的想法，文坛中以性格温和着称的苏童口中冒出了火气。”我感觉到屈辱”，苏童说，”凭什麽一个中国作家到这里来就要回答这种问题？为什麽我们要当他们的药片，治疗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呢？ 

邀请苏童与棉棉到荷兰驻访的荷兰文学基金会（Nederlands Letterenfonds）成员Pieter Jan van der Veen，先前曾随荷兰作家代表团叁加今年的北京图书展，认为西方社会采取对立挑衅的态度无助於解决问题，他说：”我们接触了很多中国作家与出版商，大家都认为保持沟通管道的开放，是最重要的。谁知道荷兰作家的书会不会影响中国的读者，造成某种思想上的改变呢？如果坚持壁垒分明的立场，不愿意叁与对话，也就不可能促成任何改变了！”

台湾建筑师改造荷兰红灯区

By Agnes Chen (2010/06/16)

  “市政府的想法是先把这些橱窗清空，再来考虑要做些什么，问题是与地主的搬迁协商可能会花费五到十年的时间，更别提钜额的收购经费。之后的发展改建到底可不可以回本、要花多久的时间才可以回收利润，很难有个确切的答案。＂台湾建筑师郑采和如是说。

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的红灯区举世闻名，每年吸引大量旅客前来参观。但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却对红灯区的国际＂声名＂感到相当头痛，从2007年推动＂联合项目1012计划＂，花费数千万欧元从红灯区地产大亨手中买下大批女郎橱窗，期望藉此打破当地色情业与犯罪集团纠结的网络，改变当地的文化与产业结构。

在台湾建筑师、设计师郑采和的眼中，这种策略可能会导致长期无果的协商周旋，花费过高更让市政府难以回本。她建议用复合性空间利用的方式，隔离开红灯区建筑上层及底层的空间，＂如此底层的橱窗可以保留继续运行，上层空间可以打通规划为文化类中小型企业的办公空间，结合餐厅、迪斯可的公共空间规划。两边的客流可以被完全隔绝开来，互不影响，但在特别设计的地方又可以互相观望，形成特殊的空间效果，＂郑采和说。

灵感来源：亚洲复合性大楼 

年不过三十的年轻建筑师郑采和，在荷兰鹿特丹市的贝尔格学院（Berlage Institue）完成建筑学业后先在数间大型建筑师事务所工作，随后于一年前创立个人建筑工作室：Boundary Unlimited。除了协助荷兰知名的Droog设计公司亚洲生产线的研究接洽工作，郑采和也努力推动亚洲中小生产业者与西欧设计公司的合作关系。一年前她的工作室接受荷兰国家建筑奖金(Nederlands Archfonds)的研究委任计划，探究红灯区改造的另种可能性，在亚洲相当普遍的住商办综合大楼的概念，立即浮现在她脑中。 

郑采和强调：＂复合性空间使用可以保留红灯区原本的文化，又可有效运用原本废弃的空间，藉由引入新的客流、使用者，让当地文化更多元，提供24小时全天候的经济效应。＂

红灯区的实际运作方式 

在长期深入造访红灯区，与性工作业者、地主与分租经销机构详谈交流之后，郑采和发现许多当地政治人物对红灯区运作系统了解有限，因此低估了全面改造的困难性。 她指出许多人认为红灯区的性工作业者是受人蛇集团控制，但实际上这仅占少数，大部分的娼妓其实是自主的个人公司，通过分租机构向地主租橱窗工作，地主和娼妓之间没有直接的互动。每个橱窗分日夜两班，收费根据时段与地点介于100-150欧元不等。

为了极致化利益，地主通常在一栋房子内至少设置三个橱窗，以一个橱窗两个时段200欧元计算，一户地产每日至少有600欧元的收益。对一个平均手上有10栋房子的地主来说，一年从橱窗生意可以有高达200万欧元的营利，高额的获利，让地主不肯轻易出卖产权，市政府收购这些房产时通常得提出当地平均地价十倍以上的价格，全面收购至少得花上数千万欧元的经费。

困难 

郑采和表示目前市政府暂将收购的橱窗提供给艺术家、设计家充作工作室，引起许多媒体注意，但其实在金钱收益上困难重重，＂市政府如果想从已支出的上千万欧元收购经费内回本，就必须在短期的未来仰赖开发商引进高级住宅的投资，但在全面改造红灯区的开发概念下，只要一户经营橱窗的地主不肯撤走，极度考究环境品质的高级住宅的开发案就不可能进行，改造的困难度就会持续存在。＂

然而郑采和提出的方案虽然广受关切与瞩目，却有几个实践上的障碍，首先红灯区的房屋多半历史悠久，被市政府标为必须维护的古迹，因此想要打通楼层、大幅度改变建筑结构恐怕并不容易。再者，市政府内每个政党对改造红灯区的态度不同，如工党一般而言倾向全面改造，而民主66与绿色左翼联盟则主张保留红灯区，郑采和认为计画的实现必须仰赖大量跨党派和跨偏见的沟通，因此目前正准备向荷兰国家建筑奖金申请第二阶段的研究补助，以期能早日将亚洲复合空间使用的智慧带入红灯区改造计画中。

娼妓街—紅燈區藝術見證阿姆斯特丹30年演變

by Agnes Chen (2010/04/28)

「我小時候在阿姆斯特丹的紅燈區長大，夾在雜貨店、蔬果店之間就是一扇扇的櫥窗，’阿姨們’在裡頭工作，我們都覺得那是件很尋常的事情，一點也不奇怪。」前來參觀《娼妓街》展覽的阿姆斯特丹市民如此說。

美國藝術家夫婦Edward 與Nancy Kienholz的大型裝置藝術 《娼妓街》，以真人尺寸的塑模人形展現荷蘭紅燈區八零年代的真實面貌，在作品完成20多年後，終於首度在荷蘭本土展出。策劃這次展覽的荷蘭阿姆斯特丹歷史博物館策展人Annemarie de Wildt表示，《娼妓街》展覽旨在喚起人們對娼妓合法化問題更深層的省思，她說：「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目前正忙著改造紅燈區，然而此舉可能迫使妓女走入地下，使她們的生活處境更加惡化。」

娼妓街

《娼妓街》（Hoerengracht）之名取自阿姆斯特丹開滿畫廊、最具文化氣息的「紳士運河」(Harengracht)街，幾個字母之別，卻標誌出上流與下流社會的雲泥之別。Kienholz夫婦的《娼妓街》呈現數個紅燈區櫥窗的真實景致，有的妓女悠閒地讀雜誌化妝，有的百無聊賴的望著窗外發呆；有的自得其樂，有的神情空虛悲傷。窗戶與人偶臉上滴淋著不知是雨還是淚水的液體，每個人頭上都帶著一個開啟的玻璃方塊盒，象徵著櫥窗裡的妓女們就像盛在玻璃餅盒的點心，暴露自己讓顧客挑選消費。

雖然《娼妓街》的妓女衣不蔽體、任人窺看，她們的櫥窗房間相較於現在紅燈區裡的實景，顯得人性的多。策展人Annemarie de Wildt說：「現在的櫥窗簡直跟廁所差不多，只重功能性取向。《娼妓街》顯示當時的櫥窗更像是妓女們的住所、工作室。」

紅燈區30年來的演變

除了實體展覽，《娼妓街》展覽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一系列追隨Nancy Kienholz重返紅燈區的紀錄片。近30年後再度回到紅燈區，Nancy Kienholz惋惜紅燈區過往親密、自由的氣氛已然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性工業的冰冷與非人性。其中一段影片訪問一名退休的紅燈區巡邏警員，他表示四十多年前紅燈區的妓女多半是被未婚生子的荷蘭婦女，為了支付養育孩子的費用，在此租個櫥窗掙皮肉錢。但現在紅燈區已少見荷蘭婦女，多半是來自東歐與其他貧窮國家的外國移民。

這個事實也讓阿姆斯特丹紅燈區近年來飽受各界批評，認為是以合法手段掩飾婦女買賣的犯罪行為。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因此從2008年開始推動「聯合項目1012」計畫（1012為紅燈區的郵編），一方面加強監督以打擊犯罪，一方面將櫥窗空間改造為藝術家、設計師工作室，希望以此讓紅燈區的街景更多元化、更有文化氣息。自此紅燈區的女郎櫥窗數量已大幅減少。

反應兩極

正如同人們對待娼妓合法化的觀感相當兩極，阿姆斯特丹市民對「1012」計畫也有著非常不同的的看法。前來參觀的Loes女士認為娼妓業將女性肉體當作商品銷售，本來就不應該合法化給予鼓勵，因此相當贊成市政府的整頓措施。在紅燈區長大的Karin Bekker則認為女郎櫥窗是阿姆斯特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試圖改造紅燈區只會剝奪妓女合法工作的權利，或逼迫當地的性工業者往他處聚集。

也是阿姆斯特丹土生土長的策展人Annemarie de Wildt則對紅燈區有著相當複雜的感受，她說：「當我走在紅燈區街上，一方面我為那些女人感到悲傷，我不能想像為何有人可以忍受如此地暴露自己；另一方面，我又感到驕傲，因為阿姆斯特丹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城市，可以容許性工業公開營運。」她笑著說：「我只能說還好我不是阿姆斯特丹市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