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兰奢华古宅中遇见时尚中国

by Agnes Chen (2011/09/15)

在黄金时代，荷兰工匠仿效中国瓷器，创造出今日让荷兰人引以为豪的代尔夫特青花瓷；中国与荷兰的历史文化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密不可分。

 文/ Agnes Chen 陈宛萱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向来不放过任何生意机会的荷兰人，更加紧脚步与中国交流串连。好奇心与商机或许是他们的出发点，但交流激荡出来的丰富文化艺术对话，无疑才是两国经贸通商最难能可贵的果实。正如在黄金时代，荷兰工匠仿效中国瓷器，创造出今日让荷兰人引以为豪的代尔夫特青花瓷；中国与荷兰的历史文化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密不可分。

回顾这段历史，也希望重新打开对话的可能性，荷兰知名时尚设计师、策展人 Alexander van Slobbe 受邀监制一系列以中荷交流为灵感的全新时装，从布料、设计到制作，每一个小细节里都看得见数百年旖旎历史的交缀。Van Slobbe骄傲地说：”里头每一件作品都由中荷设计师联手制作，就像数百年前荷兰与中国工匠并肩工作一般！”

绅士古宅里的中国时尚

追忆黄金时代中荷紧密的商务与文化交流，Alexander van Slobbe选择在阿姆斯特丹着名的绅士古宅(Herenhuis) Willet-Holthuysen博物馆，展示这套取名为”Shanghai Gesture”的服装系列。不同于类似主题的展览通常强调东方与西方的对峙，Shanghai Gesture选择呈现古典与现代谐和的可能性；同时展现在古典与现代中，东西方其实一直就是如此共生共成。没有剑拔弩张的对立与谋合，却是从骨子里、起念里，就这么自然而然融入彼此；像是客厅一角静静矗立了数百年的中国粉彩瓷瓶，像是模特儿身上穿着中国丝料，剪裁成荷兰极简风洋装，领上绣了东方红丝的缀。

为了制作这套系列，van Slobbe先邀请在荷兰里特维德艺术学院(Rietveld Academy) 织品系二年级的学生参与衣料的设计与制作，再分别于上海与荷兰举办两个工作坊，邀请年轻设计师们合力创作。Van Slobbe 说：”年轻设计师勇于实验，作品常带来意外的惊喜。这也是我选择与学生合作的理由。”

隐藏与开放 — 镜照里的中国与荷兰

闻名世界的里特维德艺术学院，学生们自然也个个身怀绝技，大有来头。出生在纺织世家的Isa van Gool，已有20多年从事艺术剧场文化工作的经验，对她来说织品不只是织线与毛料的纠结，更夹带着创作者的意念与情感。从清朝时旅居中国的荷兰画家胡博‧华士 (Hubert Vos) 绘制的慈禧画像得到灵感，她将一张强势、冷峻的女人脸孔织进布料里，设计师Soepboer & Stooker接手将之制作成一件后领高耸深具女王架势的白色大衣。

同样毕业于里特维德的设计双人组Soepboer & Stooker表示，她们深受到胡博慈禧画像故事的吸引：”当时慈禧年纪有七十好几了，她要求胡博将她画年轻一点。所以画出来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美女，不是七十岁的老妇。为什么她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呢？” Soepboer & Stooker因此设计了另一套长袍，将胡博的慈禧画像翻印在袍上。当大衣里的女人面孔遮蔽不明，长袍上斗大的慈禧画像吐露的却仍远远地偏离真实。问及这是否是她们对中国封闭性格的批评，两位年轻设计师哈哈一笑说：”是可以这么说，至少对我们荷兰人来说，慈禧的行为是很难理解的。”

新黄金时代？

在荷兰政府的鼓励下，大批的荷兰设计师纷纷前往中国探路，真的待下来的人或许不多、藉此找到新合作机会的人也只是少数，但无论如何中西文化交流多少刺激了荷兰设计师与艺术家的想像力、开拓了他们寻找新灵感与素材的可能空间。但对中国本地的时尚圈来说，跨国交流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Alexander van Slobbe说：”目前在中国大部分的人民一般只对西方几个国际名牌有兴趣；但我相信，随着信息越来越流通，逐渐的人们会建立起个人化的品味。就中国自己的时尚圈来说，我很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民对传统东方元素的喜爱程度，似乎远不及西方。西方人反而更喜欢所谓的中国风！”

Shanghai Gesture展览即日起至11月13日于阿姆斯特丹Willet-Holthuysen美术馆展出；展览内容与计划详细过程与资料随后将汇集出书。

爵士不老 上海和平饭店老乐手舞动北海爵士音乐节

by Agnes Chen (2011/07/12)

酒是越陈越香，爵士乐就像酒一样，越经典的曲目越是香醇。当流行乐迷追踪每周的最新金曲，一首70年前的老歌，却仍然能让爵士乐迷低回不已，眼眶冒出泪水。爵士不老，上海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团证明了，爵士乐手也绝不凋零，生命的最后一口气都要用来吹响萨克斯风的高音。

老年乐团的西方之旅 

曾经获美国知名《新闻周刊》评鉴为”世界最顶级的爵士酒吧”的上海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团，成立三十年来不仅是旅居上海西方人的精神绿洲，更成为上海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虽然他们时常受邀进行跨国界的演出，形迹遍及亚洲，今年受到荷兰鹿特丹北海爵士音乐节（North Sea Jazz Festival）表演，却是他们的首次欧洲经验。一向以前卫酸爵士与蓝调音乐闻名的北海爵士音乐节，也因为他们的表演，填补了了经典摇摆爵士的缺口；几首经典夜上海老歌把荷兰观众带回歌舞笙平的上海黄金年代，一首鹿特丹的老歌更让不少听众伸高双手，随着音乐哼唱摇摆。

抚慰乡愁 

平均年龄高达68岁的上海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团，首创团员就已经是满发斑白的交响乐团退役老乐手，故名之”老年乐团”。三十年后创始团员一一离团逝世，只剩下高龄78岁的黑管乐手孙继斌传续老年乐团的传奇。问起为何当初创立时会选择老乐手，孙继斌呵呵一笑，说：”因为只有我们还记得那些老旋律！再来因为我们有很丰富的人生经历，特别能理解听众的心。来听我们演奏的，多半是旅行到中国的西方人，我们会看看当天听众是哪国人多来调整曲目，很多人听到故乡的歌曲，感动得哭了。”

谈起老年爵士乐团创立的始末，孙继斌更是有说不完的故事。”那是三十年前的圣诞节，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很多西方人来到中国。专门照管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的外事处，把我们几个人召集起来，让我们演奏点西方的音乐，让他们在中国也能找到点家的感觉。后来变成一周演奏三天，但他们觉得这样还不够，希望我们天天演奏。” 如此一周七天，三十年如一日，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团成了上海市不可或缺的旋律之一。

见证历史的音乐传奇 

虽然乐团的每个乐手都经历过中国近代颠颇不安的历史，日军倾华、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等，想必对他们的生活亦有强烈的冲击，但他们宁可对此一笑置之，不愿再多费唇舌。但只要谈起音乐谈起旧日繁华的上海，他们又滔滔不绝了起来，孙继斌说：”解放前的上海非常地热闹，当时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电影，电影里播了什么样的曲子，我们就会去店里买谱子练习。这么多年后，那些旋律还在我们脑子里，我们就演奏这些曲子。”

在老年爵士乐团之前，一些团员也时常在招待外宾的招待所里表演，孙继斌说：”很多人都不了解，（许多中共高层）对西方音乐的认识其实是很深的，从他们点的歌就可以看出来。”老年爵士乐团成立后，这些退役乐手找到人生的新目标，更因为和平饭店贵客云集，让他们有机会结识西方重要政治人物，甚至同台演出。从前任丹麦大使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他们都有故事可以分享。”常常有客人自己带乐器来加入表演，克林顿访问中国时，带了萨克斯风来和平饭店，我想他应该是计划来跟我们一起玩的，可惜后来行程改变，他吃顿饭就走了”，孙继斌笑着说。

音乐丰富人生 

上海老年爵士乐团的故事感动了德国纪录片导演Uli Gaulke，让他远渡重洋到中国寻觅这群老当益壮的爵士乐手，又带着摄影机一路跟随他们到荷兰。成长在共产时代东德的Gaulke年轻时也个小喇叭手，曾经参与无数官方举办的活动，他说：”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何不想多谈过去的事，也很有可能对他们来说，情况并不如外人想像的糟。外面的人很难想像，当你生活在一个体制里头，这个体制对你来说变成生活的一部份。以我的例子来说，那其实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时光。”

“因为有音乐，你有一个你可以抓住的东西；他们的音乐让他们到了这个年纪，精神身体都还很健朗”，Gaulke说。被他称为”中国父亲”的孙继斌则笑着说：”我们是全世界所有老人的朋友，欢迎老人们来加入我们、听我们的音乐！” 老年爵士乐团的纪录片预计在明年完成推出。

创造”中国”符号新意象—华人艺术家重新诠释Fong-Leng

by/ Agnes Chen (2011/06/17)
  Fong-Leng 无疑是至今荷兰、甚至是全世界影响力最深远的华人时尚设计师，然而她的华人身份却极少被人提起，她也从来不愿谈论种族背景对她作品的影响。但是鲜艳的红橙色彩、镶织金银线葱的丝料、富含东方色彩的印花，却泄漏了她亟欲隐藏的中国根。为什么Fong-Leng不愿被归类为华人艺术？Fong-Leng出生地鹿特丹的最新展览《远离Fong-Leng》(Far from Fong)让人看见，”中国”或许是华人艺术家不可自免的根源，却也是他们亟欲挣脱、重新诠释的文化紧箍咒。

什么是华人艺术？ “在Fong-Leng事业达到顶峰的70、80年代，没有人追问背景的问题。人们觉得她的作品前卫大胆、让人耳目一新，不觉得有必要去查看她文化背景与作品之间的关连；这其实是件好事。现在一切都跟背景有关，你在哪间学校毕业，你的文化种族背景是什么，人们用背景来评估你的作品。但从这些新一代华人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见与华人背景的关连只是表象，他们不断地挑战、重新创造’中国’符号的意涵，”策展人Mariette Dölle说。 随着越来越多荷兰华人投入艺术创作，”什么是华人艺术”成了众多以华人艺术为主的展览里，隐而不显却越来越尖锐的问题。一个作品里找不到中国/泛东方文化蛛丝马迹的华人艺术家，除了他的黄皮肤，似乎很难已被归类为”华人艺术”家；但一般认知的”中国”符号又过于狭隘，有讨好西方人异国风情的嫌疑。华人艺术家挣扎在自己的中国根与艺术创新的两难中，这次，他们试着从Fong-Leng身上寻找答案。

从Fong-Leng出发 

这场以《远离Fong-Leng》为题的展览，事实上正证明了在艺术发展史中，四十年有如一瞬，眨过眼后，艺术前锋的作品仍历历如新，不老不死；Fong-Leng未曾远离，它继续在华人艺术家的血脉里串流。以两件Fong-Leng的经典作品为核心，六位华人艺术家提出他们对Fong-Leng作品的诠释，从中探索”中国”符号无穷的诠释可能性。

旅居荷兰的中国建筑师、空间设计与家具设计师王达(Dada Wang)无疑是这次展览的中心人物，她以Fong-Leng着名的客厅照片为灵感，将整个展场设计为起居室，矗立在中心的Fong-Leng洋装与大衣作品，底下铺的绿褐色地毯，仔细一看，原来是由一颗颗的绿豆铺成的。一旁的餐桌上，餐垫是中国传统七巧板拼成的动物图形，餐点是长在七巧拼块盒的豆芽，游戏于肉食与草食之余，王达笑着说；”小时候大人都说不可以玩食物，这套餐具就是让你玩的。”

传统与现代 

就像许多探索中西对立问题学者会说的，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华人艺术家也以现代西方媒材与技术重制中国旧有物件。艺术家胡芬妹(Fenmei Hu)用不同的中国茶渍作画，看似柔软随遇而安的茶水是她对身为中国女性的隐喻，但另一方面泼洒在纸面上的茶汁又想走出自己的道路，就像她渴望挣脱华人社会僵固的价值观，追求艺术自由。电脑动画角色设计师廖茂林(Khitan)则以雷射投影重绘Fong-Leng的经典时尚创作；插画家Kwannie Tang的圆形沙发椅以中国刺绣为灵感；来自印尼华人家庭的插画家Erwin Kho则以电脑制图绘制巨幅的动漫风格画作，看似可爱的画面，诉说的却是移民、文化冲突与融合、外来者如何改变移民地生态的复杂课题。

其中尤其让参观者赞叹不已的，是工业设计师田真(Zhen Tian)制作的巨型水墨宣纸吊灯。田真来自艺术世家，幼年时看到父亲把画坏的宣纸揉成一团丢掉，出于好奇捡起来察看，立即爱上了宣纸绉折后的纹络与水墨色彩。长大后她将它做成吊灯灯罩，灯光从隐约的水墨彩影与纸摺透出，令人难忘。个人历史与对中国的记忆，就是如此深埋在华人艺术家创作的底酝里，成为他们无可取代的特殊魅力。

艺术岂能当饭吃 

华人艺术家的表现方式或许无穷无尽，但谈起成长背景与身为艺术家的挣扎故事却都是一个模样。家人对他们艺术家的生活选择无法认同，严重时甚至成为决裂的理由。胡芳妹认为，一方面是中国人认为孩子就是要听话、要帮忙家里，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自己远渡重洋到荷兰挣钱，希望孩子能够找到收入稳定、能赚大钱的工作；选择当艺术家，一则是不听话，一则又赚不了钱。Erwin Kho家人对他不能承袭医师衣钵感到相当失望，但他自己倒很看得开：”我赚的钱不够买房买车一年度假五次，但我对我的生活其实是很满意的，这样比较适合我。” 让众人意想不到的，是来自”传统”中国的王达，比住在”开放”荷兰的华人艺术家在成长过程中拥有更多的自由，虽然不是没有条件：”只要学校功课成绩好就好了。”艺术能不能当饭吃，对这些年轻艺术家来说，或许还是个未知数；但他们坚持走自己的路，决心不忍受灵魂的饥渴。

城市一分钟看见全世界

北京，凌晨两点，市街还兀自喧嚣，夜半不歇的餐馆里，传来吉他与男人轻声吟唱的歌声；在地球另一端的你，现在在做什么？眼前看到什么风景？行囊里背着什么记忆？嘴里哼着什么样的歌？悠游"城市一分钟"(City One Minutes: www.cityoneminutes.org）网站，故乡熟悉的街景像回忆般波波袭来，天涯，真的就在咫尺。

By Agnes Chen (2010/09/15) 

北京，凌晨两点，市街还兀自喧嚣，夜半不歇的餐馆里，传来吉他与男人轻声吟唱的歌声；在地球另一端的你，现在在做什么？眼前看到什么风景？行囊里背着什么记忆？嘴里哼着什么样的歌？悠游"城市一分钟"(City One Minutes: www.cityoneminutes.org）网站，故乡熟悉的街景像回忆般波波袭来，天涯，真的就在咫尺。 荷兰右派自由党主席威尔德斯日前在纽约发表演说，将伊斯兰世界描述为不懂宽容、处处充满自杀炸弹客的国度，站在九一一事件后的荒土之上，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但事实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对伊斯兰世界与当地人民的生活一无所知。人们想像在冲突不断的巴莱斯坦地区，夜幕低垂后回教徒聚集起来策划自杀炸弹攻击，孩童扛着来福枪把玩手榴弹，但"城市一分钟"为他们开了一扇窗口，让我们看见他们真正的生活，惊觉他们的每日每夜与我们并无二致。

城市一分钟

"城市一分钟"是创立于1998年的荷兰一分钟基金会(One Minutes Foundation）的子计划之一。由知名的里特维德学院(Gerrit Rietveld Academie)与它的硕士研究单位(Sandberg Insitute)作为发起点，一分钟基金会长年来致力于推广入门性极高、人人皆可上手可欣赏的一分钟短片。发起于2009年，"城市一分钟"已经收录了上千部一分钟短片，呈现全球上百个城市每天24小时的不同面貌。 计划协调负责人Bieneke Bennekers表示，"城市一分钟"一开始采用种子计划的方式进行，专业影像艺术家或自行申请或受邀参与此计划，利用有限的时间与经费到全球各大城市，策划并拍摄一组24部的一分钟纪录片。有的艺术家采取与当地艺术家合作的方式，有的在艺术学院开办短期训练课程(workshop)，让当地艺术家了解"一分钟"影片的特色，并自行从事创作。

文化冲击

"城市一分钟"的影像让观赏者了解异语文化，对参与拍摄的艺术家来说，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文化冲突体验。瑞典籍的纪录片工作者Jennifer Petersson在拍摄一整套纪录以色列台拉维夫(Tel Aviv)的一分钟短片后，决定呈现围墙另一边的世界，只身前往巴莱斯坦的拉姆安拉（Ramallah）城。原本与一群当地艺术家谈好了合作计划，后来却迟迟收不到作品，焦急之余，她只好赶紧在短时间之内自己补拍，同时惊觉原来在巴莱斯坦的文化中，承认自己力有未逮是件值得羞愧的事，Jennifer Petersson说："他们羞于承认自己做不到，因此宁可让我空等，也不肯直接拒绝我。" 中国艺术家杨志飞与荷兰艺术家Seyit Battal Kurt的组合，则呈现了另一种文化的冲击。两人合作拍摄中国北京、杭州与香港等地的一系列"城市一分钟"作品，东方与西方的不同观点与视野，激撞出奇妙的火花，让这些影像对熟悉中国的观众而言，显得既熟悉又疏离。用影像纪录北京繁华的街景、骑自行车悠游望见的老北京，把街头站岗的公安与工地里的民工都入了镜，杨志飞表示在中国拍摄进行拍摄其实并不像众人想像那样的困难重重："中国人现在已经很习惯有人拿着摄影机拍摄，甚至连保安有时候还会在拍摄过程中帮我们协调！"

持续扩张的城市影像

"城市一分钟"的补助经费虽然已经用尽，但计划协调负责人Bieneke Bennekers表示"城市一分钟"网站仍然欢迎自由投稿，只要制作的影片刚好整整一分钟、呈现都市某个时刻具代表性的景致，都有机会被选入置放在网站上，让地球另一端的人看见你眼中的城市影像。Bieneke Bennekers说："我们也很积极为这些影片争取其他的播映机会，比如说参加各式各样的影展或参加不同主题的艺术节，让参与艺术家的作品能够藉此触及更广大的观众！" （详细投稿信息请见城市一分钟网站：weblogs.vpro.nl/cityoneminutes/participate/）。

當面衝擊--年輕藝術家以藝術回應經費刪減威脅

By Agnes Chen (2010/08/08)

荷蘭畫家梵谷在世時只賣出過一幅畫，沒沒無名地死於異鄉。今日荷蘭的藝術家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讓荷蘭成為享譽國際的青年藝術家天堂，尤其是年輕藝術家津貼(startstipendium)更幫助了無數藝術家踏出成功的第一步。但在今年大選右翼政黨執政的趨勢逐漸明顯，文化藝術基金成為政府節省財政支出首要的刪減對象，讓藝術界人心惶惶。「廢除藝術家津貼，品質就會低落！」一位藝術家如此斷言。

正在這風雨飄搖的危機時刻，荷兰视觉艺术、设计和建筑基金会(BKVB Fonds), 在烏特勒支中央博物館(Utrecht Centraal Museum)舉辦的年輕藝術家津貼成果展Recht voor zijn Raap(當面衝擊)，驚人的創意與超年齡的藝術視野，就像打在政客臉上的一記耳光，證明津貼的確幫助藝術家們激發出超凡的藝術能量。策展人Marja Bosma表示：「最令人驚喜的是這些作品如此地多元，這些藝術家都非常年輕，作品卻非常地成熟。如果不是藝術家津貼，畢業後他們光是為了謀生就已經焦頭爛額，根本就不可能有錢、有時間創作這些作品！」

藝術天才需要環境扶持 

目前在國際上闖出名號的荷蘭藝術家，多半曾是年輕藝術家津貼的受益者。「當面衝擊」展覽從2006-2008年間接受津貼補助的350位藝術家中，選出31位作品最有衝擊性的藝術家作品，旨在呈現藝術如何挑戰我們的思維方式、提供反思的空間。如街頭塗鴉藝術家Sjocosjon在展場大廳牆上，以烏特勒支市的摩洛哥摩托車騎手為主題，直搗文化認同與藝術自由問題，譏諷現代商業社會透過廣告宣傳的造神活動。他表示藝術家津貼對他幫助良多：「我剛畢業時，為了餬口必須不停做各種商業性的計畫，腦中有很多想法，卻沒有金錢和時間去實現，直到申請到津貼才能夠鬆口氣。」

獲得荷蘭設計師大獎(Dutch Design Award 2009)的服裝設計師Iris van Herpen作品以前衛風格與精密手工聞名，遊走在藝術與時尚之間。芳齡不過25的她，野心與視野卻極為遠大，以一己之力投身3D立體列印技術 (3D printing，或tapid prototyping快速成型技術)在時尚設計上的應用。一年16000歐元的津貼雖然不足以支付她從事這個昂貴計畫的所有費用，至少讓她得到實踐的機會，她說：「如果沒有這個津貼，我想我不會有今天的成就，我做的選擇、走的方向都會有所不同。」

飄搖的藝術家天堂 

荷蘭目前除了各級政府與半官方基金會提供的獎助金、獎勵國際交流的藝術家駐點計畫、提供給外國藝術家特殊簽證與津貼，還有專為藝術家設計的社會福利系統，這套發起於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上世紀七０年代達到高點的文化藝術系統，在近年來開始承受經濟學家與政治人物的批評。許多人認為太多的津貼與獎助會使藝術家「懶惰」、只製作曲高和寡的藝術品，認為該放任市場機制決定，淘汰「注定成功無望的藝術家」。

參展者之一的瑞典籍紀錄片導演Jennifer Pettersson表示荷蘭的藝術獎助系統是她選擇在荷蘭居留和工作的最主要理由，雖然年輕藝術家津貼對她的事業發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卻質疑荷蘭「大舉發放」的獎助系統可能會讓許多平庸藝術家從事無謂的掙扎，不如將資源集中在少數真正優秀的藝術家身上。

提供機會與創作自由 

看在在藝術圈裡打滾20多年的專業策展人Marja Bosma的眼中，這些批評誇大了藝術家接受政府補助的幅度，她也反對減少受獎人數同時提高獎助金額的作法：「我覺得荷蘭藝術界最大的問題在於供給過剩，每年藝術學院的畢業生實在太多了，從人數上來看，其中成功申請到補助的人還不到10%。審核的標準已經夠高了，如果再加以限制，藝術發展的多元性和豐富性就會受到影響。」

Iris van Herpen則對津貼的真正作用下了一個結論：「獎助金的金額雖不多，但也本該如此。如果某些人想得到許多錢，他們應該自己去搞商業計畫來賺這些錢。就是因為錢不多，才會迫使你去思考怎樣運用它最恰當。重點正在於給越多越好的優秀年輕藝術家一個實現理想的機會。廢除獎助金系統，就會損害藝術家創作的自由！」

里特維德經典建築走進iPhone手機

紅藍椅、柏林椅、施洛德住宅，荷蘭近代最著名的建築師與設計師里特維德的作品享譽全球，甚至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人類文化遺產。但自詡為「勞工階級英雄」的里特維德最愛的其實是建造給中低收入民眾的大規模公共住宅。遍及荷蘭各地的這類建築看似難以尋覓，但有了結合衛星導航系統的iPhone程式，才驚覺原來里特維德就在我們身邊！

by Agnes Chen (2010/07/19) 
紅藍椅、柏林椅、施洛德住宅，荷蘭近代最著名的建築師與設計師里特維德的作品享譽全球，甚至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人類文化遺產。但自詡為「勞工階級英雄」的里特維德最愛的其實是建造給中低收入民眾的大規模公共住宅。遍及荷蘭各地的這類建築看似難以尋覓，但有了結合衛星導航系統的iPhone程式，才驚覺原來里特維德就在我們身邊！ 

荷蘭現代建築享譽全球，知名建築師如庫哈斯（Rem Koolhaas）的作品更是遍及世界各角落，北京中央電視台大膽創新的造型不僅成為新地標，也顯示出荷蘭建築師過人的前瞻視野。然而他的成功並非偶然，而是來自幾世代淵遠的創意養分。將近百年前，當強調復古的裝飾主義(Art deco)風格還鋪蓋著世界各大都會的主要景觀，荷蘭建築師里特維德(Gerrit Thomas Rietveld)已經開始思索未來。深信建築應該回應人類的基本需要、擔負起打破社會階級結構的重任，里特維德建造出強調功能性、造價相對低廉的現代主義建築，成為今日建築最根本的依據。

重新認識里特維德 

為了讓世人們認識里特維德在世界建築史中的地位，里特維德的故鄉、荷蘭烏特列支市從今年6月24日里特維德的生日開始，推出一整年的「里特維德年」(Rietveldjaar)活動。「更重要的是讓人們在生活中重新發現里特維德，」主辦單位烏特列支中央博物館（Centraal Museum Utrecht)新聞發言人Marije Douma說，「許多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建築風格，當時被認為是驚世駭俗之作。但現在你走過那些他蓋的大型公寓建築，你根本就想不到這些看似極為現代的建築物是在七、八十年前建造的。」 Marije Douma解釋，這也是為何為期一年的「里特維德年」(Rietveldjaar)，會以一系列強調里特維德現代建築的活動為起點。

首先推出的「里特維德建築」iPhone程式結合Google地圖的衛星導航功能(Rietveled Architecture, http://www.rietveldjaar.nl/)，會自動搜尋離使用者所在地點最近的里特維德建築物，從被列為人類文化遺產的施洛德住宅(Rietveld Schröder House)，到外觀與剛蓋好的公寓大樓別無二致的Erasmuslaan公寓與Toermalijnlaan公寓，近百個鄰近烏特列支市的地點民眾都可以按圖索驥、前往一覽究竟。許多里特維德建築的住戶也會在特定的日期，對參觀者開啟大門，分享居住在建築大師作品中的感受。

走在時代前端的建築理想家

生於1888年的里特維德出身工匠，懷抱著理想未來人人平等的憧憬，他鄙棄傳統中產階級精雕細琢工藝的美學，矢志創造出中性、現代化、造價相對低廉的傢俱與建築物。他在荷蘭風格派運動(De Stijl)中找到靈感與知音，他的傢俱作品如紅藍椅與柏林椅、甚至建築物如施洛德住宅，被譽為是風格派大師蒙德里安作品的立體化呈現。 在所有的里特維德建築物中，施洛德住宅無疑最具體呈現了他的建築與設計理念。

建於1929年的施洛德住宅，簡單的幾何造型與紅藍黃原色外漆，仍讓人眼睛一亮。這棟為楚絲‧施洛德太太及其三名子女量身打造的房子，最特別的是二樓起居空間，結合了餐廳、起居室、三間臥室、書房等區域，卻不以固定的牆壁切割空間，而是以活動的隔板做任何臨時性的區隔。為了極致化狹小空間的功能性，每一吋空間都得到充分的利用，隱藏儲物空間的巧思連八十年後的家居業者都無從望其項背。

世界文化遺產 

自1986年楚絲‧施洛德將其捐給烏特列支市後，施洛德住宅即成為中央博物館的一部份，開放給一般民眾參觀。館員Edgar Riessen表示，每年至少有120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里特維德迷來此朝聖，其中不乏建築或設計從業人士，「參觀者通常說他們深受啟發、不虛此行！」他不無驕傲地說。導覽員Samatha Thole則指出，因為建築與內部陳設已有近百年歷史，必須小心維護，展示活動隔板與傢俱時，她都會戴上手套，民眾入場參觀時也被要求穿上鞋套以保護地板，但還是不時有人自己動手開櫃子、甚至弄壞了傢俱，她心疼地說：「要記得這可是世界文化遺產，裡頭的每一件器物都是價值連城的無價之寶呢！」 

烏特列支中央博物館的新聞發言人Marije Douma表示，與里特維德陷入情網廝守到生命終點的楚絲‧施洛德也把里特維德一些手稿、文件、生活用品捐給了博物館，豐富了原本就以世界上最大型的里特維德收藏聞名的中央博物館館藏；這些難得一見的里特維德私人物件，將與他的傢俱作品於十月起在中央博物館展出。

台湾建筑师改造荷兰红灯区

By Agnes Chen (2010/06/16)

  “市政府的想法是先把这些橱窗清空，再来考虑要做些什么，问题是与地主的搬迁协商可能会花费五到十年的时间，更别提钜额的收购经费。之后的发展改建到底可不可以回本、要花多久的时间才可以回收利润，很难有个确切的答案。＂台湾建筑师郑采和如是说。

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的红灯区举世闻名，每年吸引大量旅客前来参观。但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却对红灯区的国际＂声名＂感到相当头痛，从2007年推动＂联合项目1012计划＂，花费数千万欧元从红灯区地产大亨手中买下大批女郎橱窗，期望藉此打破当地色情业与犯罪集团纠结的网络，改变当地的文化与产业结构。

在台湾建筑师、设计师郑采和的眼中，这种策略可能会导致长期无果的协商周旋，花费过高更让市政府难以回本。她建议用复合性空间利用的方式，隔离开红灯区建筑上层及底层的空间，＂如此底层的橱窗可以保留继续运行，上层空间可以打通规划为文化类中小型企业的办公空间，结合餐厅、迪斯可的公共空间规划。两边的客流可以被完全隔绝开来，互不影响，但在特别设计的地方又可以互相观望，形成特殊的空间效果，＂郑采和说。

灵感来源：亚洲复合性大楼 

年不过三十的年轻建筑师郑采和，在荷兰鹿特丹市的贝尔格学院（Berlage Institue）完成建筑学业后先在数间大型建筑师事务所工作，随后于一年前创立个人建筑工作室：Boundary Unlimited。除了协助荷兰知名的Droog设计公司亚洲生产线的研究接洽工作，郑采和也努力推动亚洲中小生产业者与西欧设计公司的合作关系。一年前她的工作室接受荷兰国家建筑奖金(Nederlands Archfonds)的研究委任计划，探究红灯区改造的另种可能性，在亚洲相当普遍的住商办综合大楼的概念，立即浮现在她脑中。 

郑采和强调：＂复合性空间使用可以保留红灯区原本的文化，又可有效运用原本废弃的空间，藉由引入新的客流、使用者，让当地文化更多元，提供24小时全天候的经济效应。＂

红灯区的实际运作方式 

在长期深入造访红灯区，与性工作业者、地主与分租经销机构详谈交流之后，郑采和发现许多当地政治人物对红灯区运作系统了解有限，因此低估了全面改造的困难性。 她指出许多人认为红灯区的性工作业者是受人蛇集团控制，但实际上这仅占少数，大部分的娼妓其实是自主的个人公司，通过分租机构向地主租橱窗工作，地主和娼妓之间没有直接的互动。每个橱窗分日夜两班，收费根据时段与地点介于100-150欧元不等。

为了极致化利益，地主通常在一栋房子内至少设置三个橱窗，以一个橱窗两个时段200欧元计算，一户地产每日至少有600欧元的收益。对一个平均手上有10栋房子的地主来说，一年从橱窗生意可以有高达200万欧元的营利，高额的获利，让地主不肯轻易出卖产权，市政府收购这些房产时通常得提出当地平均地价十倍以上的价格，全面收购至少得花上数千万欧元的经费。

困难 

郑采和表示目前市政府暂将收购的橱窗提供给艺术家、设计家充作工作室，引起许多媒体注意，但其实在金钱收益上困难重重，＂市政府如果想从已支出的上千万欧元收购经费内回本，就必须在短期的未来仰赖开发商引进高级住宅的投资，但在全面改造红灯区的开发概念下，只要一户经营橱窗的地主不肯撤走，极度考究环境品质的高级住宅的开发案就不可能进行，改造的困难度就会持续存在。＂

然而郑采和提出的方案虽然广受关切与瞩目，却有几个实践上的障碍，首先红灯区的房屋多半历史悠久，被市政府标为必须维护的古迹，因此想要打通楼层、大幅度改变建筑结构恐怕并不容易。再者，市政府内每个政党对改造红灯区的态度不同，如工党一般而言倾向全面改造，而民主66与绿色左翼联盟则主张保留红灯区，郑采和认为计画的实现必须仰赖大量跨党派和跨偏见的沟通，因此目前正准备向荷兰国家建筑奖金申请第二阶段的研究补助，以期能早日将亚洲复合空间使用的智慧带入红灯区改造计画中。

抗拒羞恥與遺忘—印尼慰安婦道出二戰往事

By Agnes Chen (2010/05/14)

「那真是太痛苦了，就好像天空裂開了、墜落到了地上那麼地痛苦，我的身體永遠也忘不了這種痛苦。」- Icih，《羞愧與無辜》(Schaamte en Onschuld)，Hilde Janssen

每年五月份是荷蘭慶祝二戰解放與追憶罹難軍民的時節，然而在花圈與老兵流淚懷舊的面容外，二戰慰安婦的故事卻逐漸遺忘在歷史的陳跡中。上世紀八０年代末期，韓國的慰安婦首先出面指控日軍在二戰時的暴行，國際輿論迫使日本成立亞洲婦女基金會，向慰安婦支付約五百萬日元的賠償金，卻加上「若接受賠償，則放棄控告日本政府的權利」的但書，因此在估計約二十萬人的慰安婦中，只有266人提出申請補償。 近年來雖然相關的直接證據逐漸浮出檯面，美國和荷蘭國會也在2007年提出正式的抗議，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婦正式致歉並給予金錢的賠償，但日本政府從未正式承認「慰安婦」的存在，並在2007年終結亞洲婦女基金會。

壓制與遺忘 

然而在所有的國家中，印尼慰安婦的處境似乎最維艱。在蘇拉托政府刻意的壓制下，絕大多數的慰安婦證詞從未被採集，日本政府雖然與印尼政府商談了一筆賠償基金，這筆錢卻從來沒有到達慰安婦的手中。長期在印尼擔任荷蘭媒體通訊員、從事記者工作的人類學研究者Hilde Jassen，憂心隨著慰安婦逐漸凋零逝去，這段歷史會永久地消逝，於是積極投入慰安婦的訪談與紀錄，深入印尼村落鄉野，採集了50位慰安婦的故事。

曾以《戰爭的痕跡》為題、拍攝二戰時被日軍強迫做苦役的勞工，荷蘭攝影師Jan Banning也隨後加入Hilde Jassen的行列，拍攝慰安婦的肖像。目前在烏干達拍攝新素材的Banning在接受電話專訪中說：「那些現在已高齡八十多歲的慰安婦們，在我們訪問她們的時候，多半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談起這段經驗。因為她們自己和所處的社會對此感到羞恥，一直把它當作秘密深藏起來！」

羞恥與痛楚

Hilde Janssen表示，在計畫初期原本他們也想接觸荷籍的慰安婦，卻沒有人願意接受採訪與拍攝，她說：「那種深刻的羞恥感是所有有類似遭遇的婦女共通的痛楚，即便是在開放的荷蘭，她們也不願讓別人知道她們的遭遇。」她回憶起與一位熱衷於協助慰安婦的印尼婦女活動人士之間的對話：「她告訴我她覺得這些女人至少要負百分之五十的罪責，因為她們’放棄抗拒、投降了’。」Janssen接著說：「就連跟她們站在同一陣線的人都有這種想法，就不難想像為何這’放棄’的罪惡感、羞恥感，會深深地糾纏著她們。」 然而身為慰安婦的痛苦也不僅僅是受虐的那幾年罷了，Janssen表示，許多的婦女因為身心嚴重受創，多半無法擁有幸福的婚姻或生育小孩。在極度仰賴子女安養老年的印尼，表示她們的晚景十分淒涼，絕大多數人生活非常艱難。Janssen說：「她們遭遇的痛苦，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她們的生命裡。然而慰安婦的的遭遇

並不只是歷史，現在在非洲、中南美洲、東南亞，軍隊時常使用強暴婦女當作羞辱對方的武器，慰安婦的故事讓我們認識到這種暴行的後果有多麼深遠，提醒我們必須採取行動對抗這種暴行！」

影像的控訴 

Banning 為受訪慰安婦拍攝的肖像，目前正在荷蘭鹿特丹市的Kunsthal美術館展出。以「捕捉她們受摧殘的生命中，仍保有尊嚴、價值的那一面」為概念，一張張巨大的肖像、一對對質問的眼睛，深深地震撼了參觀的民眾。相約來參觀這個展覽的Susan Lenzen 與Marielle Nijssen表示，除了為這些婦女感到同情、不忍外，慰安婦的「羞恥」讓她們深感震撼；聽到荷蘭慰安婦拒絕受訪，她們更是不敢相信這會發生在開放的荷蘭。

Marielle Nijssen 則表示她覺得荷蘭媒體對衝突地區中的婦女處境報導得太少，通常只著重在軍事行動與傷亡的報導；然而身為一般平民，她們懷疑自己能做的貢獻有多少。深思了幾秒鐘後，Susan Lenzen說：「也許就是透過不斷地討論這些課題，讓媒體、政治人物意識到這問題的重要性吧！這些暴行的後遺症實在太深遠了！」